诗词有什么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难以置词。此书的开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说起。行公先论述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然后一层一层分析，最后自然地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以精练的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表达出幽微情意”的妙手。这个界说很精彩，捉住了诗词的“魂”。那么，情意和诗境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诗境是为了表达幽微情意而“画”出来的。而它一经画成，飘忽、模糊的诗境就固定了，明晰了，变得纯粹了。人生所经历之境，主要是实境、梦境和诗境三种。诗境离实境较远，离梦境较近。但它与梦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诗的意境是人所造，梦境不是。其二，因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从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梦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爱的什么，却偏偏梦见丢掉了。其三，诗的意境是选择之后经过组织的，所以简洁而明晰；梦境如何构成，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它经常是迷离恍惚。其四，诗的意境有我们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生活至少总当枯燥得多吧？梦境想当也有作用，但我们不觉得，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样，为诗的意境定性，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现实的梦’。”谁说诗境难以诠释？行公在这里讲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他分析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善于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犹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给人以“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快感。这本书第四讲“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讲的是诗词在形和神两方面的分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王国维在中提出的这个命题，有不少诗词研究专家阐释过，似乎都没有讲清楚。行公从语言、音律、情调、意境诸方面谈诗和词的分别，既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宜于分工，又说明二者可以转化，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化。他以京剧为喻，说：“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职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最后总括起来说：诗刚，词柔；诗直，词曲；诗显，词隐；诗男，词女；诗境阔，词言长。行公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便把诗词各自的特征，同源异流的历史及其错综变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生动有趣，使人豁然开朗，又欣然感悟。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来源于他对诗词深透的研究和辛勤的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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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行公有枚闲章，称“六代之民”。六代，即清末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时期，抗战胜利以后，建国以后。表示自己经历的时间长。

    讲到读诗读词，行公耐心地指导门径。比如，应该读哪些作家作品和有关的诗话词话，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他都认真指点，并且传授阅读方法，仔细讲述从理解到深入再到仿作的学习和实践程序。他说，读诗词，最要紧的是透过诗句及其意义而唤起诗情，走入诗境，“最高的要求是境的化”，不能只在字面上滑，也不应舍本逐末，仅仅欣赏技巧，把读诗词当作看杂技，更忌刻意探微而胶柱鼓瑟，穿凿附会，陷入误区。对于有些难解的诗词，行公主张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以便取得境的化。认为求甚解就未必然，至少是未必有助于境的化。他举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这首诗最难解，为人们所公认。古今解此诗者不下数十家，但这些学者专家用锲而不舍法，欲必求一解而宁可穿凿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