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鱼、二萧、十二侵、二冬、十灰、八齐、五歌、六麻、四豪共11韵，作诗用这些韵，有次多的韵字可用。

    三、窄韵——包括五微、十二文、十五删、九青、十蒸、十三覃、十四盐共7韵，作诗用这些韵，有较少的韵字可用。

    四、险韵——包括三江、九佳、三肴、十五咸共4韵，作诗用这些韵，有更少的字可用。

    显然，泛泛说，有诗的情意，想用近体诗的形式表达，选韵，用宽韵比较容易，因为有较多的字供周转；其反面的险韵，可用的字不多，周转就难了。

    但这是“泛泛说”；作诗选韵，还要考虑其他条件，计有下列这些：

    一种，来于声音与情调有关系。如七阳与五微相比，七阳显得豪放开朗，五微显得委婉沉郁，如果情意恰好是委婉沉郁的，那就宜于选用窄韵的五微而不用宽韵的七阳。

    另一种，有些字，如六麻的家、花、斜，五微的衣、归、飞，十二文的云、裙、君，十五删的山、关、还，像是与诗的情意有较密切的关系，作诗常常要用，也好用，因而选韵，虽然不是宽韵，也有相当多的被选用的机会。

    再一种，是情意限定了用某词语，而某词语又恰好宜于用在双数句的末尾，这就等于选韵之前已经限定了韵字，也就限定了韵，因而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凭推想或假设，举两个例。如李白《夜泊牛渚怀古》五律，第四句“空忆谢将军”是警句，很可能是先得的；如果是这样，那“军”字就限定了必须押十二文韵，所以其余3个韵字用了云、闻和纷。又如杜甫《蜀相》七律，末句“长使英雄泪满襟”是警句，很可能是先得的；如果是这样，那“襟”字就限定了必须押十二侵韵，所以其余4个韵字用了寻、森、音和心。

    还有一种，或说两种，是别人限定了用某韵，自己也就不再有选韵的自由。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试帖诗（五言六韵或五言八韵），如诗题是“赋得青云羡鸟飞，得青字”，这就限定了用九青韵，而且其中一个韵字要是“青”。（几个人聚会，分韵作诗，也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作和诗（次韵或步韵），比如原作是七律，五个韵字依次是门、村、痕、魂和存，这就不只限定了要用十三元韵，而且限定了要同样用那五个韵字，连次序也不许变。此外，联句，写第一个双数句的，尾字用了哪一个字，也就限定了用哪一个韵。

    此外，有的人作诗，有时还故意用险韵僻字，如三江的釭、降、泷、腔之类，以显示自己在高难动作中能够应付裕如。这不是作诗的正路，以避免为是。

    上面说，作近体诗，韵字限定用同一韵的，否则算出韵。出韵是犯规。这会引来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规定，过去对不对；二是这种规定，现在对不对。两个问题都不简单，也就难于用简单的是或否来一言定案。

    先说过去，唐宋时期韵分得细，200以上，想来是有语音根据的。作诗，耳朵可以或惯于满足于差不多，于是官家也同意放宽，用“同用”的办法合并，韵部几乎减少了一半。就是这一半，如果差不多的原则扩张，也未尝不可以再放宽，也就是再合并，如古体诗就是这样，东、冬，江、阳，等等，都同用了。宽好呢，还是严好呢？主张宽的会以自由、方便为理由，主张严的会以声音完美为理由，争论，必是难解难分。所以也就只好躲开理论，只看事实。事实是，昔人的近体诗作，除第一句以外，出韵的很少。很少，可证是都力求不出韵；但偶尔也会出韵，即如“诗律细”的杜甫，上一篇引的拗体七律《崔氏东山草堂》，韵字用了新、人、芹、筠4个，新、人、筠是十一真韵，芹是十二文韵，就出了韵。这是故意还是偶尔不经意？自然只有杜老知道。不过无论如何，用民主的原则推论，出韵的现象既然希有，我们总可以说，昔人作近体诗，用韵，是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