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昔人学会五言8韵，可以应科举考试，因而平平仄仄平就成为向上爬的阶梯；今天呢，反而不如写几行散行文字，幸而变成铅字，可以换30、20稿酬，而诗词，除非作者是高层次的，文以人传，是很难变成铅字的。无名无利，还有几个人肯干？所以结诗社，即使不违法，凑足社友总是很难的。己身以外的办法难通，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反求诸己，即仿社课的精神，设置自课，比如一周两首或三首，至时非完成不可，如果能坚持，就大有好处。这种自打自挨的办法，初期难免有些苦，但时间不会很长，难就会变为不很难，再变为易，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这由不会而会的一关就过去了。

    由不会而会的路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想谈两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是新时代的，题材问题；另一个是旧时代的，风格问题。

    先说前一个，题材问题。题材是引起情意的事物（连带着情意），或简而言之，所写。就个人说，见闻，经历，凡是因之而情动于中的，无不可写。所以应该说，题材无限。如果说还会有些限制，那限制只是，要能够引起情意，而引起的情意又要是正大的。本之这样的一视同仁的原则，昔人作诗词，选诗词，评价诗词，就既取“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也取“老妻画纸为棋局（读仄声），稚子敲针作钓钩”，既取“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也取“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就是说，题材可以涉及社会，也可以限于一己；或换个说法，可以是国家的安危，也可以是个人的哀乐。近些年来，这一视同仁的原则像是行不通了；新的看法是，作品应该因题材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有社会内容的高，只是个人哀乐的下。这种旧新看法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选和评价上。选方面容易说，即以选为例。选范围很广，以晚唐的七绝为例。旧选本，手头有《唐诗三百首》和《唐诗别裁集》，新选本，只说某一种。杜牧是写七绝的高手，《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读仄声）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是他的名作，两种旧选本都选了，新选本却不选（想是因为玉人离国家大事太远），而选了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读仄声），我花开后百花杀（读仄声）。冲天香阵诱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显然是只顾题材，其他都不管了。

    国家安危关系个人安危，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正如水流花落、人去楼空之同样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有情意就可以写，或说不能不写，这是作者应有的自由。觉得“待到秋来九月八”好，选入什么本，这是选者应有的自由。问题来于自由的扩大，以至于侵犯异己。具体表现为：初步是评论，只是身边琐事，个人哀乐，价值不高；进一步是要求，拿笔要写有社会内容的，不要总是个人哀乐。这种题材分高下的看法，远源可以追到劳心和劳力的分高下，这且不管。专说诗词，我以为，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看法并不合适，而且会有副作用。理由之一是必致挫伤表达多种情意的自由，如用于昔人，很多作品因而降了价，用于今人，拿笔，就不能不有趋有避，而所避，常常是既容易有又最切身的。理由之二，加细寻思就可以发现，社会内容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常常关系到多数人的哀乐，而多数只是个人的集合；换句话说，没有个人的哀乐，社会内容就成为抽象的架子。理由之三，这抽象的架子到笔下，常常表现为真切与不真切的两歧，具体说是：喊冤的容易真切，喊好的容易不真切。实例俯拾即是，如“三吏”、“三别”、《秦妇吟》之类是喊冤，真情实意；汗牛充栋的应制诗和试帖诗之类是喊好，只是虚应故事罢了。理由之四，只说不是虚应故事的，可以比较以下两组：

    第一组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