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参政苏辙居士等多人，算作某某禅师的法嗣。拉这些人算作法嗣，当然也因为他们地位高，名声大，可以给禅林壮壮门面。但他们与禅有关系也应该是事实。这关系，有的并且不是一般的。这有多种情况。如庞蕴居士，至多是士而不是大夫，据禅宗典籍所传，造诣恐怕不低于南泉普愿、赵州从谂之流。又如裴休，以高官的身分拜倒在黄檗希运的门下，并为老师整理流传《传心法要》和《宛陵录》；张商英，即著名的无尽居士，官也作得不小，为了给禅宗争地位，还作了《宗禅辩》和《护法论》。再如官不很大的冯楫是：

    公后知邛州，所至宴晦无倦。尝自咏：“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到床眠。虽然现出宰官相，长老之名四海传。”至（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秋，乞休致，期以十月三日报终。至日，令后厅置高座，见客如平时。至辰巳间，降阶望阙肃拜，请漕使摄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嘱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门，建立法幢。

    遂拈拄杖，按膝蜕然而化。（《五灯会元》卷二十）

    这是名为官员而实已成为禅师，受影响当然是更深的。

    还有的连官场的名也舍掉，那就成为百分之百的逃禅。这样的人，历朝都有不少。如王维就是典型的一位。他中年丧妻，不再娶。晚年在辋川别墅中隐居，读经参禅，正如他弟弟王缙《进王摩诘集表》所说：“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这是名未出家而实出了家。白居易似乎也可以算。他官作得多而大，晚年像是灰了心，隐居香山，同和尚佛光如满结香火社，显然是不再想治国平天下，而想见性成佛了。宋朝仍是禅宗兴盛的时代，士大夫受影响而逃禅的自然也不会少。《五灯会元》卷十九记了突出的一位，是侍郎李弥逊居士：

    二十八岁为中书舍人。常入圆悟（昭觉克勤）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桥，马跃，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宁（寺），适悟出门，遥见便唤曰：“居士且喜大事了毕。”公厉声曰：“和尚眼花作甚么！”悟便喝，公亦喝。

    于是机锋迅捷，凡与悟问答，当机不让。公后迁吏部，乞祠禄归闽连江，筑庵自娱。

    乞祠禄是辞实职，领退休金。住在小型禅院里，所求自然只是禅境的心体湛然。程度浅一些的，人数会更多，如正统儒家的欧阳修，晚年致仕，也是与禅师们亲近，自号六一居士了。其后到明代，李贽是个更突出的，因为不只心喜禅，而且剃了发。他官作到知府，罢官以后，聚徒授学，学王充，连孔孟也怀疑，这是因为思想早已稳稳地坐在禅榻上。受他的影响，公安派创始人袁氏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也是既作官，又修道，积极时说说儒，稍一冷就到禅那里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明清之际的钱谦益也是这样，晚年失意，就“卖身空门”，“惟有日翻贝叶，消闲送老”（《与王贻上》书）。稍后，专说大人物，顺治皇帝是真想逃禅的；其孙和曾孙，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不真逃，可是取了圆明居士和长春居士的雅号。这风气仍然向下流传，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灭绝。如大官僚靳云鹏、大军阀孙传芳之流，下野之后，不知心怎么样，身却也是常在禅林了。

    14．2．2正心修己

    这是道德修养方面的事。古代儒家讲怎样用功，还分为多少层次，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这所谓心，与《孟子》求放（跑出去）心的心大概一样，都是“常识”的，指思维能力的本源，正心，求心不放，不过是不胡思乱想，不求所不当求。到宋朝道学家，受禅门自性清净、即心是佛理论的影响，理也求深，于是常识的心升级，变为“玄学”的心。尤其是陆王，心的地位比在程朱那里更高，所讲习成为心学。这在前面，由学或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