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码头边长大，有一回他卷进了一场巷斗。皮肯大街上的五个孩子把他的哥哥乔堵住，要揍他。此时爱迪正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坐在门廊上吃三明治。他听到哥哥在大叫大嚷。他跑进巷子，抄起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后，乔几个月没搭理他。他觉得没脸面。乔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子，然而出头打架的却是爱迪。

    “再坐一次行吗，爱迪？行吗？”

    还能活三十四分钟。爱迪抬起安全杆，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根棒棒糖，拿回他的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修理车间，避开暑热凉快一下。如果他知道死亡将至的话，他也许会去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照例忙活他每天做的那些乏味事，好像世上所有的日子依然会到来。

    一个身体瘦长、颧骨突出的年轻人正在一个溶解池前，把一个轮子上的油腻抹掉。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人。

    “呦，爱迪，”他说。

    “多米，”爱迪说。

    修理车间里有一股锯屑味。低垂的天花板和挂满了钻头、锯和锤子的木板墙使车间显得昏暗狭窄。游乐设施零配件随处可见：压缩机、马达、皮带、灯泡，还有一个海盗脑袋的天灵盖。靠墙堆成一垛的是装在咖啡盒里的钉子和螺丝，另一面墙前堆着成桶成桶不计其数的润滑油。

    润滑游乐车的轨道，爱迪说，跟洗碗一样不需要动脑筋；惟一不同的是，你本人会越干越脏，而不是越弄越干净。这正是爱迪干的活：抹润滑油、调整刹车片、拧紧螺栓、检查电路板。有多少次啊，他渴望离开这里，找一份不同的工作，建立另一种生活。但是，战争爆发了。他的计划落空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穿的裤子越来越宽松，便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他，他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鞋里揣着沙子，生活在机械的笑声和烤香肠的世界里。就像从前他的父亲，像他衬衫上的补片，爱迪就等于维修——维修部的头——或者，像孩子们有时称呼他的那样，是“‘红宝石码头’的过山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