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者、解释者、综合者、模型建立者、局部化者或者个性化者，并且要求你学会如何学习，在工作中具备好奇心和热情，同他人友好合作并且培养右脑的技能，这些对教育又提出了什么具体要求呢？

    我不是教育家，因此我只能十分谦恭地谈论这个问题。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报告的一点是，有许多真正的教育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很多大学为了给新兴中产阶层设计“合适的教育”已进行了大量试验。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所大学上——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理工学院。

    韦恩。克劳福（G.ayne Clough）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表示，在平坦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问题完全是出于必要。克劳福1994年接任校长，他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生来到这所学校。他们对新生进行军训并告诫我们，‘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毕业’。”乔治理工学院当时的录取制度并不像今天这么严格，但采用的是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原则，并且完全以在校学习成绩为评判依据。正如克劳福所说得那样，这是一种非常冷酷的社会和学习环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所学校的毕业率也只有65%.很多学生之所以没能完成学业，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课程和学习环境都黯然乏味，他们认为学校根本不将学生的成功当回事。

    克劳福就任校长时的观点是，美国迫切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因此他的学校担负不起1/3 的学生不能毕业的代价。他认识到，只有通过提供恰当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教育，“才能让更多的学生申请这所学校，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毕业”。

    克劳福通过回想自己做工程师时的经历来反思乔治理工学院的治学方针。他感觉到，自己这些年来曾经合作过得最好的工程师并非是工程系最好的学生。

    “他们知道怎么创造性地思考问题，”他说，“他们当年可能不是最擅长运算微积分方程式的学生，但他们确实能将要运算的方程式界定得最好的学生。 .他们通常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些无形的东西。”

    随着克劳福任职时间的增加，他注意到“很多有才能的学生感兴趣的对象不是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内容，而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电影制作、音乐制作或者其他不平常的爱好。“和这些学生谈过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我开始想，‘让校园里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学生岂不是一件好事？这会让校园更有趣，并且有助于那些兴趣单一的学生全方面发展’。”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克劳福逐渐改变了乔治理工学院的招生政策。

    他让招生办公室在招收工程系学生时，重点录取那些会演奏乐器、参加过合唱团或其它团队活动的学生。“这样做的原因是，那些拥有其他兴趣爱好的人往往善于沟通、更爱交际、在需要帮助时能更容易寻求到帮助并乐于帮助他人，能统揽全局。 .能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事物综合到一起。”克劳福说，结果是：如今乔治理工学院50% 以上的新生都会演奏乐器或参加过某种类型的音乐团体——以至于克劳福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校园里建成更多的音乐厅。他开玩笑地说：“我创造了一个怪物。”他还创造了更多的毕业生。毕业率从他接任校长时的65% 上升至2005年的76% .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毕业生。

    “学生的回应也棒极了，”克劳福说，“选修音乐课学生数量已大为增加。

    过去我们几乎没有室内合唱团，现在我们有一打以上。过去我们学校也没有室内乐队（一种小乐队），现在我们有5 个。我们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