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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圣母瓜达鲁佩(3)
渐行渐远。

    我并不是说墨西哥一蹶不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墨西哥有可能会在中国-墨西哥版龟兔赛跑中最终取胜。中国还需要继续推进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波动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墨西哥有许多像中国人一样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否则墨西哥不会每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元的商品。此外,中国的农民不会比墨西哥农民生产效率更高。但是,当你分析一下双方各自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你会发现中国正在成为兔子,虽然墨西哥在比赛开始时在自然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优势。为什么?

    墨西哥人不断地问。当你现在来到墨西哥城,墨西哥人将告诉你,他们听到了两个巨人吮吸养料的声音。墨西哥前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2004年曾经对我说,“我们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两面夹击,”“除了高附加值的工业,要我们同中国竞争是很困难的。在我们本来应该有竞争力的服务领域如办公业务外包和呼叫转接中心,我们又受到了印度的冲击。”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受益于其仍然存在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强行压抑各种利益之间的争斗和无政府行为,为国家政策做出统一部署。北京的领导人可以从上而下实施许多改革的具体措施,不管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也许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但不可否认中国在进行零售型改革方面的能力更强,它有更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官僚机构,从而可以把大量有才能的人放在关键的政策决策岗位,同时中国还有某种民众精神,广大人民的热情可以很容易地被调动到国家建设中来。中国官僚体系中依然保存着对为国家建设鞠躬尽瘁的官员进行提拔的传统。

    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克。福山说:“中国有按照政绩对官员进行赏罚的传统,韩国和日本也沿袭这类似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所有官员头脑中都有‘国家’的基本概念,官员的行政行为要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官场上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从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转变为多党制民主国家。所以当墨西哥要召唤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能量进行微观层面的零售型改革时,它不得不要通过虽然合法、民主,但漫长的表决程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想改变政策的墨西哥总统,不能像他独裁的前任一样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照顾到社会各方的利益,然而这就像放牧一群猫,每一方都各行其是,很难取得一致。在改革过程中,很多利益集团——不管是众人联盟还是少数人垄断的组织——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而这些集团势力强大,他们拒绝配合会导致改革计划的失败。像其他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墨西哥的国家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是执政党赞助者的傀儡,是为地方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莫伊塞斯。纳伊姆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市场经济之旅》中说:“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体系不能够良好运转……历史学家强调这是由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领与殖民主义留下的国家组织机构不全、法典和政治结构不完善的后遗症。政治学家则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糟糕的表现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利在国家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原则不顾全公众利益,而是照顾富人,以中产阶级为主要服务阶层,排除穷人的存在。被特殊利益集团牵着走的政府机构没有能力制定和执行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政策,只能照顾控制自己的‘小众’的狭隘利益。”

    另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是文化对待受教育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父母不断地告诉自己的孩子,将来当一名医生或工程师是最有出息的。但墨西哥就没有这样的教育观,自然也不会在教育设施上有较多的投入。中国和印度在美国都有5 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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