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生活在别处quot;是兰波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一刻改换了书名，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quot;抒情态度quot;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斯，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贝朗瑞，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洛尔伽 ），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兰波，里尔克），但他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已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没有学会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1945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特定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们的信徒怀着巨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末世学信仰 体验了它们。诗人们觉得他们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前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去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

    我亲眼目睹了quot;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quot;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 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并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的一生廉价的解释！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雅罗米尔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下只会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

    尽管雅罗米尔和他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图），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一个时代。quot;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quot;换言之：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