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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人在逃跑
    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的大街上列队行进。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

    当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把他放在比他同学小一岁的位置上了。他现在还是小一岁。当他正在汇报一个教授的资产阶级态度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面。确切地说,他急切地在审视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年轻人的眼光,观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审查他的微笑和头发一样,他从听者的眼光中检查他的话是否坚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气概。

    他总是被一堵镜子的墙围住,看不到那一边。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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