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斯顿新剧院的舞台大幕，他十九岁第一次见到时曾仔细作过一番考察。它的背景（我援引歌德的自述）展现的是名人殿（Der tempel des Ruhmes）场面，历代剧作家簇拥于四周。正中是“一位身披轻便斗篷的男士”，他正旁若无人地“大步迈向殿堂；人们只看见他的背影，而他看上去与别人也并无西样。此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他既无前人可效法，也不关心以往的杰作，他独来独往，向不朽直奔而去。”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譬如，他们常常提起一个摩拉维亚村镇的行政官，我童年时期远足常去那里，那人家里摆着一口敞盖的棺材，每逢他自满自足的得意时刻，他就躺进棺材，想象葬礼的情景。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躺在棺材中任思绪飞扬：这就是沉湎于自己的不朽。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中，最关心自己能否不朽的应属弗朗索瓦·密特朗。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一九八一年当选总统后举行的难忘的庆典。先贤祠前的广场挤满了热情欢呼的人群，但他没有置身其中：他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台阶（恰如歌德所描述的大幕上的莎士比亚迈步走向名人殿），手里握着三株玫瑰。不一会儿，他躲开群众的视线，独自与六十四位显赫人物的尸魂聚到一起，只见他陷入沉思，追踪他的只有摄影师和摄影机的镜头，当然还有几百万法国人，他们通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电视上同时响起电闪雷鸣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把玫瑰逐一摆放在三座事前选好的陵墓前。他像一位土建测量员，种下那三株玫瑰，作为这幢永恒大厦的标界，它们划出一块三角形地盘，在它的中央将营造起象征他的不朽的宫殿。

    他的前任是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但总统，他曾邀请一名清洁工与他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这无非是多愁善感的资产者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爱，让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一员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密特朗没有天真到想当清洁工的地步；（没有一位总统能实现这一梦想！）他想摹拟死者。这确实聪明多了，因为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如果谁的面相在我们心目中与已故某人的面相吻合，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朽。

    我一向很喜欢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有一次电视上看见他与一群工作人员、教练、以及警卫在一起慢跑，我觉得心中的喜欢几乎达到爱的地步；谁知道他突然头冒虚汗，因为疼痛脸色也变了，慢跑的同伴们赶忙扶住他：一次轻度心肌梗塞。慢跑本是为让全国上下看见总统青春永驻，所以请来了摄影师。结果大家非但未看见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反而看到一个上年纪老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这并不是摄影师的过错。

    一个人渴望不朽，可是有朝一日摄像机将会让我们看到一副咧嘴龇牙的可怜相——这将是我们记住他的唯一样子，成为他抛物线似的一生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将进入某种不朽，但我们将称之为荒唐可笑。泰彻奥·布拉①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他的一件事：在一次宫廷晚宴上，他因为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腕，死后作为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这同克莉斯蒂安娜·歌德完全一样，她被永远称作一根会咬人的疯香肠而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