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 einem 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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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