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