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往家走。转到前面花园的门口时，我朝后看，只见默德斯通先生靠着墓场的柱门，奎宁先生在对他谈话。他俩都在我身后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在说我什么。

    那天夜里，奎宁先生宿在我们的住宅里。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推开椅子，往屋外走去时，默德斯通先生把我叫了回来。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另一张桌前，而他姐姐就坐在她的那张书桌边。奎宁先生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窗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大家。

    “大卫，”默德斯通先生说，“对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

    ——“你就是那样的，”他姐姐补充道。

    “珍·默德斯通，请让我来说。我说，大卫，对于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尤其对一个像具有你这种气质的青年来说如此，你这种气质需要下很多功夫矫正；除了强迫这气质去服从劳动世界的规矩，去改造它，去压碎它，再没更好的办法对付它了。”

    “因为不允许倔强，”他姐姐说，“它所需要的是压碎。一定要压碎它，也一定能压碎它！”

    他看了她一眼，半是反对，半是赞成，又继续说：

    “我想你知道，大卫，我并不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了。你已受了相当多的教育了。教育是很花钱的；就算它不花钱而我也能供你，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留在学校对你毫无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是和世界斗一次，你开始得越早，就越好。”

    我想我当时就认为我已经笨手笨脚地开始了；不过不管当时怎么想，我现在就这么认为的。

    “你已经多次听人说起‘帐房’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帐房，先生？”我重复道。

    “默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的，贩酒业的。”他答道。

    我想我当时流露出犹疑，他马上说：

    “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帐房’，或那生意，或那酒窖，或那码头，或和它有关的什么。”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那生意，先生，”我说，我记起我对他和他姐姐两人的财产的模糊了解，“不过，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不关紧要，”他答道，“那生意由奎宁先生管着。”

    我向站在那儿望窗外的奎宁先生满怀敬意地看了一眼。

    “奎宁先生建议说，既然雇别的孩子，那么他觉得没理由不以同样条件雇你。”

    “他没有，”奎宁先生转过半边身子低沉地说，“别的前途了，默德斯通。”

    默德斯通没留心他说的，做了个不耐烦，甚至是很气愤的手势，继续道：

    “那些条件是，你可以挣够你的吃喝和零花。你的住处（我已安排好了）由我付钱，你的洗衣费用也由——”

    “必须在我预算之内。”他姐姐说。

    “你穿的也由我提供，”默德斯通先生说，“因为你一时还没法自己挣到。所以，你现在要随奎宁先生去伦敦了，大卫，去自己闯世界了。”

    “简言之，你得到赡养，”他姐姐说，“千万要尽责。”

    虽说我很清楚，这一宣告是为了除掉我，可我记不清当时我对此是喜还是怕。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对此是处于一种迷乱状态中，处于喜和怕之间却又并不是喜或是怕。我也没多少时间整理我思绪，因为奎宁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

    第二天，就看看我吧——戴着顶很旧的小白帽，为了我母亲在上面缠了根黑纱；穿了件黑色短外套，下着条硬梆梆的黑棉布厚裤子（默德斯通小姐认为在我向世界作战时，这裤子是护腿的最好铠甲）——看看这样装束着的我吧，我所有的财产就装在我前面的一只小箱子里，这样一个孤苦伶丁的孩子（高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