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去看了戏，我没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因为看博士院式的《陌生人》一戏，我受了极大刺激，以至回家后，我几乎认不出镜子里的我来。订好约后，斯宾罗先生说，由于他女儿就要从巴黎回来而家里的安排又有点混乱，否则他准会很高兴请我上他在诺伍德的家，庆祝我们的新关系。不过，他表示，女儿回家后，他希望能有机会招待我。我向他表示了谢意，也知道了他是一个有女儿的鳏夫。

    斯宾罗先生很守约。不过一个或两个星期，他就提到这种安排，并说如果我肯赏光在星期六去他家并一直待到星期一早上，他会极快乐。我当然说我很乐意；他就决定用他的四轮马车接送我。

    到了那一天，连我的厚毡包也成了受雇文书们艳羡的对象。他们认为诺伍德住宅是一神秘的圣地。其中一人告诉我说，他听人们说斯宾罗先生饮食用的全是银器和名瓷餐具。另一人说，那里的香槟酒像一般人家装淡啤酒那样成桶成桶地装。带假发叫提菲的那个老文书说在这儿干了多年，曾去过那里几次，每次都深入到早餐厅。他形容那里是最豪华的所在，并说他曾在那里喝过产自东印度的棕色葡萄酒，那酒贵重到令人眼都睁不开。

    那天，我们宗教法庭中有个延期案件——把一个在教区委员会里反对修路的面包师开除出教会的案件——据我看，那证词之长是的两倍，所以结束时已经很迟了。不过，我们判他出教六星期，还罚他巨额的诉讼费。而后那个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还有双方的律师（他们关系很好）一起出了城，斯宾罗先生和我也被那辆四轮马车载走了。

    那辆四轮马车很精致；那两匹马拱起脖子，抬起腿，好像它们也知道它们属博士院一员一样。在博士院，人们争相讲排场，所以造出些很精致的马车。不过，我一直就认为，将来也永远认为，在我那时代的潮流是浆得硬硬的衣服。我相信，代诉人穿着件硬硬的衣服，他们的容忍之心也到了人类天性所能及的极限了。

    我们一路很快乐。斯宾罗先生对我的职业作了些指示。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上流的职业，决不应将其与律师行当混为一谈，因为这完全不同，这职业更专门化，更少些机械性，利益也更多。他说，我们在博士院里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要轻松得多，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了。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律师，这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无法掩饰的，但他教我明白了：律师都是人类中的劣等种族，无处不受代诉人轻视。

    我问斯宾罗先生他认为最好的业务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发生争议的遗嘱案，如案中涉及价值三或四万镑的小财产，那就再好不过了。他说在那种案件上，不仅在辩论的每一程序上有很好的挑刺机会，在质问和反质问上有无穷证据（不用说先后要上诉于代表法庭和议院了），还因为诉讼费最后肯定由各方出；而双方只顾论短长，自然不计费用了。后来，他又对博士院作了全面赞颂。博士院最值得称道处（据他说）乃是其周密性。这是世界上组织得最合理的地方。这是周密观的完美代表。一句话可以概括。比方说，你把一桩离婚案或索赔案提交宗教法庭。很好，你在宗教法庭中审理它。你在一个家庭集团中安安静静打小牌，从容不迫把牌打完。如果你对宗教法庭不满，那又怎么办呢？当然，你就去拱型法庭。什么是拱型法庭呢？在同一法庭的同一房间里，用同一个被告席，有同一些律师，但法官是另一个，因为宗教法庭的法官可以在任何开庭日以辩护士身份出庭。得了，你又来打小牌了。如果你还不满意，那好。那你又怎么办呢？当然，你就去见代表们。谁是代表们呢？嘿，教会代表就是些没任何职务的辩护士。当上述两院打小牌时，他们都观战过，也看了洗牌、分牌、斗牌的全过程，还和斗牌的人一一交谈过，现在却以法官身份出现，来把这案做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案！斯宾罗先生郑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