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果提一提出请求，我就决定留下，等到那可怜的车夫作了他最后的一次布兰德斯通旅行再走。很久以前，她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那老墓地里，在挨近她那“可爱的女孩”（她永远这么称呼我母亲）的坟墓边就购置了一小块地，以备他们两口子今后做安葬之用。

    陪伴皮果提，尽我可能为她做我能做的——虽然我能做的很少——我感到非常满足。至今想起来，我仍为我能那样做而高兴。不过，我恐怕在负责保管巴吉斯先生的遗嘱时，在解释其内容时，我更有一种出自个人和职业性的无上满足感。

    提出在那箱子里找遗嘱的有功之人，应该说是我。经过一番搜寻后，遗嘱被从箱里一只马鼻套的底部找了出来。套里除了干草，还有一个带着链子和挂饰的旧金表，这金表巴吉斯先生只在婚礼举行那天戴过，在那之前和之后就再没人见过了；一个腿状的白银装烟盒，一只里面塞满了小杯小碟的假柠檬，（我猜这玩艺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了打算给我的，后来他又舍不得了），一块和半块的几尼合起来共有八十七块半；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一些英国银行的证券；一片旧马蹄铁；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一个蚌壳。那个蚌壳被打磨得很光，内壁闪着虹彩，因此我断定巴吉斯先生对珍珠曾略知一二，但并未形成明确的见解。

    多年来，巴吉斯先生每天旅行中都带着这只箱子。为了遮人眼目，他编了一篇谎话，声称这箱子是“黑孩子先生的”，是“留在巴吉斯处待取”的等；他把这谎话还工工整整地写在箱盖上，现在那字迹已几乎看不清了。

    我还发现，这些年来他积蓄得颇有成绩。他的现款几乎有三千镑，其中一千镑的利息是留给皮果提先生做养老金的；皮果提先生死后，其本金由皮果提、小爱米丽和我平分，或由我们中间后死者来分。他把其它所有的遗产都交皮果提继承，并指定皮果提为他的财产继承人和按他遗嘱处理财产的唯一执行人。

    在各种有关的仪式中我读这些文件，并向有关的人不厌其烦地解释某些条款，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下我真是一个代诉人了。我开始想，博士院比我所想象的有价值些了。我煞有介事地研究考证那遗嘱，宣布那遗嘱完全合法，并在边白上用铅笔做个记号什么的，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这么多真是有点奇妙。

    在葬礼前的一个星期里，我就干这奥妙无穷的事，清理皮果提所继承的全部财产，把一些事务安排得有序，并在每件事上都做她的代表和顾问。这使我们大家都高兴。在那段时间里，我没看见过小爱米丽，但人们告诉我，说两个星期后她就要举行简单的婚礼了。

    我并没有正式出席葬礼，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意思是，我没穿黑外套，也没拿驱鸟幡。一清早，我就先走到了布兰德斯通。巴吉斯先生的遗体只有皮果提和皮果提先生二人伴送到那里，但在这之前我就到了墓场。从我的小窗里，那个疯男人往外张望，齐力普先生的那个小毛头在保姆的肩头晃着那沉甸甸的大脑袋。并瞪着那突出的眼睛看牧师；欧默先生在后面喘着气；那儿就再没别的人了，安安静静的。一切结束后，我们在墓场中散了一个小时的步，在我母亲坟前的树上摘下一些新叶。

    现在，我感到一种恐怖。在远远的市镇上空挂着一片乌云。我孤零零地回镇上，越走近它越害怕。想到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想到我往下写就一定会再次出现的那事，我真受不了。

    我叙述这件事也不可能使它更糟了。如果我停下我最不愿记叙这事的手，也不可能使它好一点。事已发生了。无法消除它，也无法改变它。

    我的老保姆和我第二天去伦敦，办理有关遗嘱的事。那一天，小爱米丽就在欧默先生家度过。那天夜晚，我们都要在那老船屋聚齐。汉姆将按往常的时间去接爱米丽。我会从从容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