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为和他的不幸有关。这院子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对面。我指了指那个门，挽起他胳膊走去。马厩院外有两、三家酒店开着门，我朝一间看去，里面很空，炉火红红的，我就带他进了这家。

    在灯光下我看他，我看出不仅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他的脸也被阳光晒得黑黑的。他的头发比以前白，脸上和额上的皱纹比以前深，在各种天气下有走漂泊的经历给他打上了烙印，可他看上去很健康，像一个心怀坚定目的的人，没什么能使他疲乏。他把帽子上和衣上的雪抖落，我则在这时暗自作上述的观察。当他背朝我们进来的门口，面对我在桌边坐下时，又伸出粗糙的手和我热情的握手。

    “我要告诉你，卫少爷，”他说道——“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和我听到的所有的话。我走了很远，但我们听到的很少；不过，我都要告诉你。”

    我打铃叫了一种热的饮料。他不肯喝比麦酒更强烈的东西。麦酒端上来放在火上热时，他坐在那里思索开了。他的表情是一种纯净凝重的严肃庄重，使我不敢加以惊动。

    “当她是个小孩的时候，”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时，他抬起头说道，“她常对我谈许多有关海的事，谈到艳阳高照下海水蓝蓝的港口。我那时想，也许她父亲是淹死的，所以她才老那么想。我不懂，你知道，也许她相信——或者希望——

    他已经漂到那种四季花开、一片光明的国土上去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我接过来说道。

    “当她——失踪时，”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心里就想，他准是带她去那些国家。我心里明白，他一定对她大谈那些地方的好处，她会怎样在那里成为夫人，他怎样先用这类话使她听从他。我们见了他母亲后，我就确知我猜中了。我经过海峡去法国，在那里登岸，就像我是从天上掉下去的一样。

    我看见门动了一下，雪飘了进来。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一只手轻轻伸进来插在那儿，使门关不上了。

    “我找到一个英国人，一个有权势的人，”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告诉他我正在找我的外甥女。他给我办了一些通行必需的文件——我不太清楚那叫什么——还要给我钱，不过我婉谢了。为了这事，我真感谢他！‘我已在你去之前写了信，’他对我说道。‘我还要对许多去那儿的人说，对许多当你一个人去远处时会认识的人说。’我尽可能地谢谢了他，然后就穿过了法国。”

    “就你一个人，而且步行？”我说道。

    “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和去市场的人一起搭货车，有时坐空的马车。每天走许多英里，还时常和去看朋友的可怜的大兵那类人结伴而行。我不能对他说话，”皮果提先生说道，“他也不能对我讲话，但我们仍是那尘沙飞扬的大路上的旅伴。”

    我从他那亲切的口气中可以得知那情形。

    “我每到一个市镇，就去旅店，”他继续说道，“在院子里等着有懂英国话的人出现，一般总不会白等。于是，我就说我在找我的外甥女，他们便告诉我在旅店里住着哪些上等人，我就守在那里，看进进出出像是她的人。一旦知道不是爱米丽，我又往前走。渐渐地，我又走到一个村庄，来到穷人中间，我发现他们理解我。他们总要我在他们门口停下，给我拿各种吃喝的东西，告诉我睡觉安歇的地方，我看到许多女人，卫少爷，她们有和爱米丽年岁差不多的女儿；她们就在村外的十字架旁等着，也那样款待我。有一些女人的女儿死了。那些母亲对我真是好得没法说！”

    门外是马莎。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憔悴的脸上那聚精会神听的神情。我怕他回过头去也看见她。

    “他们常把他们的小孩——尤其是女儿”——皮果提先生说道，“放到我膝盖上；黑夜来到时，我常坐在他们家门前，好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