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属监狱的黑牢里当天的死刑犯静候着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数目跟一年里的礼拜数相同。那天下午，五十二个人将随着那城市的生命之潮滚入永恒的无底深渊。他们的牢房还没有腾出，新的房客又已经派好；他们的血还没有跟昨天的血洒到一起，明天要跟他们的血混合的血又已经选定。

    五十二个，一个一个点了名，从七十岁的赋税承包商到二十岁的女裁缝。前者的全部财富买不回他的命，后者的贫穷与低贱也救不了她的命。生理的疾病产生于人们的罪恶和疏忽，它对病人是不分尊卑一律折磨的。道德上的严重混乱产生于难以描述的苦难、无法忍受的压迫和没有人性的冷酷，它也是不分良莠一律打击的。

    查尔斯·达尔内单独住在一间牢房里。自从离开法庭来到这里，他就不曾用幻想安慰过自己。昨天他听到了控诉，在每一行控诉词里他都听出了自己的毁灭。他充分理解，无论是什么人的影响也救不了他的命了。实际上判他死刑的是千百万群众，区区几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他心爱的妻子的面影在他眼前总还是那么鲜活，使他很难心安理得地引颈就戮，他对生命很执著，极其难以割舍。好不容易在这边慢慢撬松了，那边却又咬合了；把力气用到那边，略有进展，这一边却又关闭了。他感到万千愁绪滚滚而来，不禁心潮澎湃，心急如焚，无法做到听天安命。即使他确实平静了一会儿，在他死后还要活下去的妻儿却似乎又在抗议，把那平静叫作了自私。

    不过，这也只是刚开头时的事。不久之后，他想起他所面临的命运之中并无耻辱的成份，又想起还有无数的人也曾含冤受屈走过同一一条路，而且每天有人从容走过，便也鼓起了勇气。然后他想起要让他的亲人将来能处之泰然，自己现在也必须能处之泰然，这样，他才逐渐稳定下来，心里也好过一些，这时他的思想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从上天汲取到了安慰。

    在他被判处死刑的那天天黑之前，他已在临终的道路上到达了这种境地。他可以买纸笔和灯烛，便坐下来写信，直写到牢里规定的熄灯时间。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露西，说在她告诉他之前他并不知道她父亲被幽禁的事，又说在那篇手稿宣读之前他跟她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对这场苦难所负的责任。他曾对她解释过他何以没有告诉她他已放弃的姓氏，因为那是她父亲对他俩订婚所提出的唯一条件，也是在他们结婚那天早上他所要求的唯一承诺＿＿现在看来这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他要求她，为了她父亲的缘故不要去打听他是否已忘掉了这份手稿，也不要去打听很久以前那个星期天在花园里的梧桐树下那有关伦敦塔的谈话是否暂时或永久让他想起了那份手稿。若是他还清楚记得，便无疑是以为它已随着巴士底狱一起毁掉了，因为他发现向全世界宣传的巴士底狱囚犯遗物中并没有这件东西。他请求她——虽然他也说用不着他提醒——用一切她所能想出的委婉办法去说服父亲，让他明白一个事实：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应当负责的事，相反他倒是为了他们一直忘了自己。他希望她牢记自己对她最后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爱和祝福，希望她节哀顺变，把她的爱奉献给他们亲爱的孩子。他们是会在天堂重逢的。他还恳求她安慰她的父亲。

    他以同样的口气给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向他重托了妻子和孩子。他用十分郑重的口气作出委托，希望他振作起来，不要感到绝望，不要沉溺于回忆——他担心他会出现这种倾向——那是很危险的。

    他向罗瑞先生托付了全家，安排了他的世俗事务。写完这些，他又加上许多话作为结束，表示了深沉的友情和殷切的怀念。他没有想到卡尔顿。他心里塞满了别人，一次也没想到他。

    熄灯之前他写完了信。他躺上草荐的时候只觉得已跟这个世界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