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有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他妻子大约半年以前去世了，丢下两个孩子——在早还有几个，但幸而只有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姑娘，另一个小丫头只有三两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孟可司问。

    “他们住在乡下，”布朗罗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句插话，“你父亲在仿徨中也到了那一带，在那儿住下来。结果，双方很快就从相识、接近直到产生友谊。你父亲的天赋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们姐弟俩在气度和长相上都很像。老军官对他日益加深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那个大女儿也和父亲一样越来越喜欢他。”

    老绅士顿了一下，他见孟可司咬着嘴唇，两眼盯住地板，便立即往下说道：

    “到年底，他和那个女儿订下了婚约，订下了庄严的婚约，赢得了那个纯洁无瑕的姑娘的芳心，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挚而火热的爱情。”

    “你的故事还真够长的。”孟可司烦躁地在椅子上折腾着，说道。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满忧伤、苦难和不幸，年轻人，”布朗罗先生回答，“这类故事通常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单纯快乐美满的故事，那就很短。后来，你家的一个富贵亲戚过世了，当初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利益和地位，拿你父亲当了牺牲品，跟其他人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子——为了弥补他一手造成的不幸，他给你父亲留下了他自认为能够消除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钱。你父亲必须即刻赶往罗马，那人本来是到罗马去养病，哪知死在那儿了，他的事情顿时一团糟。你父亲去了，在当地得了一种绝症。消息一传到巴黎，你母亲就带着你跟去了，她到的那一天，你父亲就死了，没有留下遗嘱——没有遗嘱——于是全部财产落入你们母子的手中。”

    故事讲到这里，孟可司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尽管眼睛没有正对着说话的人。布朗罗先生打住话头，孟可司换了一个姿势，擦了擦发烫的脸和手，一个人骤然间如释重负就是这个样子。

    “他出国以前路过伦敦，”布朗罗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的脸，缓缓地说，“他来找过我。”

    “这我没听说过。”孟可司插了一句，口气中本想表示此话不可信，却反而表明他更多的是感到一阵不愉快的惊奇。

    “他来找过我，留下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幅画像——他亲笔画的一幅肖像——那个可怜的姑娘的肖像，他不愿意把画丢在家里，但旅途匆匆，又没法带在身边。焦虑悔恨之下，他瘦得形销骨立。他心神不定，语无伦次，谈到了他自己造成的祸患与耻辱，向我吐露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全部财产变卖成现钱，只等办好手续，将新近所得的一部分遗产授予你们母子，从此离开英国——我完全估计到了，他不会只身出走——永不回来。我虽然是他的老朋友，我们的情义已经深深植根于这一片大地，这里安葬着一个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最亲爱的人——甚至于对我，他也没有进一步倾吐衷肠，只答应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我，并表示事后还会来看我，作为在世的最后一次，啊！那本身就是最后一次。我没有收到信，也再没有见到他。”

    “等到一切都结束了，”布朗罗先生略微顿了一下，说道，“我到他结下那笔孽债的地方去了——我可以用世人通行的说法，因为世间的苛责或是宽厚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两样——我打定主意，如果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也要让那位一时迷途的姑娘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家，找到一颗能够同情她的心。那家人已经在一个星期前搬走了，他们把所有的未偿债务—一结清，哪怕数目不大，有天夜里，一家人离开了那个地方。原因何在，或者说上哪儿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孟可司越发畅快地舒了一口气，带着胜利的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