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天！维尔福先生，”蕾妮说，她已愈来愈害怕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的是真话，”年轻的法官面带微笑地回答说，“碰到有趣的审问，年轻的姑娘希望满足她的好奇心，而我是希望满足我的进取心，所以这种案件只会越审越严重。举个例子来说，在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士兵——您能相信吗，他们习惯于听到命令就盲目地前冲去杀他从没见过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但当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私人仇敌以后，竟会畏畏缩缩地不敢用小刀刺进他的心脏？而且，这种事主要的是敌意在起作用，假如不是因为敌意，我们的职业就毫无意义了。

    对我来说，当我看到被告眼中冒着怒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勇气倍增，精神亢奋。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战斗。我攻击他，他反击我，我加倍地进攻，于是战斗就结束了，象所有的战斗一样，其结果不是胜就是败。整个诉讼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其间的在于言辞争辩是否有利，如果被告嘲笑我说的话，我便想到，我一定是哪儿说的不好，我说的话一定苍白无力而不得当的。那么，您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并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之下脸色苍白，低头认罪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得意啊！那个低下的头不久就要被砍掉了——”蕾妮轻轻地叫了一声。

    “好！”有一个来宾喊道，“这正是我所谓有意义的谈话。”

    “他正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人材。”第二个说。

    “上次那件案子您办得漂亮极了，我亲爱的维尔福！”第三个说，“我是指那个谋杀生父的案子。说真的，他还没被交给刽子手之前，就已被您置于死地了。”

    “噢！说到那个东式父的逆子，对这种罪犯，什么惩罚都不过分的，”蕾妮插进来说道，“但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他们惟一的罪名不就是参与政治阴谋——”

    “什么，那可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名。难道您不明白吗，蕾妮，君为民父，凡是任何阴谋或计划想推翻或谋杀三千二百万人民之父的生命和安全的人，不就是一个更坏的弑父逆子吗？”

    “那种事我一点都不懂，”蕾妮回答，“可是，不管怎样维尔福先生，您已经答应过我——不是吗？——对那些我为他们求情的人，一定要从宽处理的。”

    “这一点您放心好了，”维尔福带着他甜蜜的微笑回答。

    “对于最终的判决，我们一定来商量着办好了。”

    “宝贝，”侯爵夫人说，“你不要去照顾一下鸽子，你的小狗和刺绣吧，别来干预那些你根本不懂的事。这种年头，真是武事不修，文官得道，关于这一点，有一句拉丁话说得非常深刻。”

    “‘Ｃｅｄａｎｔａｒｍａｔｏｇ，’［拉丁文：不要武器，要长袍（即：偃武修文）］”维尔福微微欠身道。

    “我不敢说拉丁语。”侯爵夫人说。

    “嗯，”蕾妮说，“我真觉的有点儿遗憾，您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种职业——譬如说，做一个医生，杀人天使，虽然有天使之称，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可怕的。”

    “亲爱的，好心的蕾妮！”维尔福低声说道温柔地看了一眼那可爱的姑娘。

    “我的孩子，“侯爵大声说，“维尔福先生将成为本省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医生，这是一种高尚的职业。”

    “而且可以洗刷掉他父亲的行为给人们种下的印象。”本性难移的侯爵夫人又接上一句。

    “夫人，”维尔福苦笑着说道，“我很幸运地看到我父亲已经——至少我希望——公开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他目前已是宗教和秩序的忠诚的朋友——一个或许比他的儿子还要好的保皇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