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的联系，在当时是一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一种荣耀了。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太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一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的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我没弄错。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在他被捕的那一小时里，他还在为我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我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当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你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拿破仑党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皇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心急，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道，“凡事我们都得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发的，他的释放令也得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不到两个星期，那些信还没送出去呢。”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赢了，除了等待办理这些正式手续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有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消逮捕的命令的。”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消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登记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据可查了。”

    “波旁王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我亲爱的莫雷尔，从路易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