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弁言
调;他所说的不朽,永生,神明,都当作如是观。
我们尤须牢记的是,切不可狭义地把《克利斯朵夫》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底传记。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底酵素,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而是颠岂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
然而单用上述几点笼统的观念还不足以概括本书底精神。译者在第一册卷首的献辞和这段弁言底前节里所说的,只是《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属于一般的、平泛的方面。换句话说,至此为止,我们的看法是对一幅肖像面的看法:所见到的虽然也有特殊的征象,但演绎出来的结果是对于人类的一般的、概括式的领会。可是本书还有另外一副更错杂的面目:无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不单是写实的而且是象征的,含有预言意味的。作者把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民族史、艺术史来做这个新英雄底背景。于是本书在描写一个个人而涉及人类永久的使命与性格以外,更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性。
最显著的对比,在卷四与卷五中占着一大半篇幅的,是德法两个民族的比较研究。罗曼·罗兰使青年的主人翁先对德国作一极其严正的批判:
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象莱辛一样的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quot;并且自称为quot;世界公民quot;。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quot;法国式quot;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在此,读者当注意这段文字是在本世纪初期写的。)
尽量分析德国民族以后,克利斯朵夫便转过来解剖法兰西了。卷五用的quot;节场quot;这个名称就是含有十足暴露性的。说起当时的巴黎乐坛时,作者认为quot;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quot;又说那时的音乐家quot;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寄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
等到述及文坛、戏剧界的时候,作者所描写的又是一片颓废的气象,轻佻的癖习,金钱的臭味。诗歌与戏到,在此拉丁文化底最后一个王朝里,却只是quot;娱乐的商品quot;。笼罩着知识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巴黎的作家都病了……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