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纸，把她推出大门。他这一怒，马上发了一场高热；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从此不来了，也没通知一声“这个老疯子”（她是那样称呼他的）。于是他害着病，没人侍候。早上他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再瞧瞧看门女人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他的信塞在门下。结果是没有。他们快乐得把他忘了。他不怪怨他们，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他想着他们那种无愁无虑的快乐，又想到那是他给他们的。

    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利斯朵夫的近状，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忘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还是奥洛拉没话找话，临时想起的），——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礼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他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的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的对他有了敬意，唯譬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

    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比俾斯麦更强的强者，爱和敬都沾染不到他。他对克利斯朵夫信口谩骂，预告下半个月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克利斯朵夫看着笑了，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哼，他要大吃一惊呢！那时他找不到我了。”

    人家劝他雇一个看护，他执意不肯。他说他一向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个时候请看护不是剥夺了他的清福吗？

    他并不觉得无聊。近年来，他老是跟自己谈着话，仿佛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而最近几个月，他心中的同伴愈加多了；他的灵魂不但有了两个，而且有了十个。它们互相交谈，但唱歌的时候更多。他有时参与他们的谈话，有时不声不响的听着它们。床上，桌上，就在随手抓得到的地方，他老放着空白的五线谱，可以把那些心灵和他自己的谈话记下来，一边听着针锋相对的议论发笑。他已经养成一个不假思索的习惯，“想”和“写”这两个动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了；对于他，写下来等于想得更明白些。凡是打扰他和这些灵魂谈话的，都惹他厌烦和生气。有的时候，连他最心爱的朋友也不免使他有这个感觉。他竭力不对他们表示；但这种强制功夫使他非常疲倦。等到事后又能跟自己单独相对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因为他刚才是迷失了；人间的絮语把内心的声音盖掉了。他的静默是通神的静默！……

    他只允许看门女人或是她的随便哪个孩子，每天来两三次看看他有什么事没有。他也托他们送字条，因为直到最后几天还跟爱麦虞限有书信来往。两位朋友差不多病得一样重，对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清楚。克利斯朵夫的有信仰的自由的心灵，和爱麦虞限的无信仰的自由的心灵，殊途同归，都到了物我不分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笔画颤抖的字迹越来越不容易认了，但他们从来不提到自己的病状，只谈着那些永远谈不完的题目：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的前途。

    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用着颤危危的手，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死时的一句话：

    “我目的达到了，兄弟，你自个儿想办法罢！”

    好似对着一座重重叠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