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楼梯。圣卢朝他行礼。当他把手举到帽沿的时候，他那总是扭动着的身躯暂时静止不动了。可他举手的动作是那样匆忙，那样用力，挺身的动作是那样急促，礼毕后放下手的动作又是那样突然，使得肩膀、腿和单灯眼镜都改变了位置。因此，这一时刻与其说是静止的，倒不如说是颤动而紧张的，那些刚刚完成的和即将开始的过于频繁的动作，在这紧张一刻互相抵消了。然而，那位军官没有朝我们走来。他镇静、庄重、和蔼可亲，具有皇家风度，一句话，与圣卢完全相反。他也把手举向帽子，但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我要跟上尉说句话，”圣卢低声对我说，“请您到我房里去等我，四楼右边第二个门，我待会儿就回去。”

    说完，他疾步朝上尉走去，单片眼镜在他眼前晃动。上尉庄重而缓慢地走着，这时有人给他牵来了马，上马前他下了几道命令，手势显示出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好象是在哪张历史画卷上学来的，仿佛即将奔赴第一帝国的战场，其实他是回家去，回到他在东锡埃尔市租的房子去。房子坐落在一个广场上。就好象是未卜先知，对这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嘲弄似的，这个广场命名为共和广场。我上了楼梯，梯级上钉着大头圆钉，每走一步都差点滑倒。我看见几间寝室，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排床和背包，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有人给我指了圣卢的房间。我在紧闭的门扉前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听见里面有动静。有人在移动一件东西，碰翻了另一件。我觉得房间不是空的，里面有人。其实是壁炉里刚生的火在燃烧。它一刻也不安宁，笨手笨脚地移动着木柴。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火把一根木柴推到一边，让另一根冒起了烟。它不动时，也会象粗俗的人那样，时时刻刻发出吱吱声；从我看到冒出火苗时起，我就听到了火的声音；但是，如果我在墙外，我肯定会以为有人在擤鼻涕，在走路。最后，我在房里坐了下来。十八世纪的浅底花绸和德国深色布做成的帷幔，使圣卢的卧室免受弥漫在建筑物其余部分的变质黑面包那样难闻气味的侵蚀。我就要在这里，在这间可爱的卧室里幸福而安宁地用晚餐和睡觉了。我感到圣卢就在房间里，因为写字台上放着他读的书，书旁边是照片，我认出有我的一张，还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张；火对壁炉终于适应了，它象一头野兽，静卧着，焦急而忠实地等待着，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抖下一根木炭，木炭即刻变成灰烬，或者用火苗舔一舔炉的内壁。我听见圣卢的表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想必它离我不会太远。这滴答声时刻变动着位置，因为我看不见表；我感到这声音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有时消失了，好象离我很远很远。突然，我发现表就在写字台上。于是，我听见滴答声固定在一个地方，再也不动了。我以为听见它在那里，其实不是听见，而是看见。声音没有地点。至少我们把声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了，声音因此也就有了用处，能向我们预示运动，使运动显得必然和自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病人耳朵堵得严严实实时，就不再会听见此刻圣卢的壁炉内火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声音（火正在把木柴变成木炭和灰烬，然后把它们抖进它的篓筐中）；也不会听见有轨电车经过东锡埃尔大广场时不时弹出的乐曲。这时候，病人看书，翻书时会听不见一点声息，仿佛有一个天神在帮他翻。准备洗澡水时弄出的巨大响声减弱了，变轻了，离远了，仿佛是天河发出的淙淙声。声音的远离和变小，能消除它对我们神经的刺激。刚才榔头的敲击声似乎把我们头顶上的天花板都震动了，我们被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而现在它们犹如在公路上同微风玩耍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遥远，轻微，撩拨人心，叫人越听越想听。我们用纸牌“占卜”，但听不见翻牌的声音，会以为不是我们在翻牌，而是牌自己在动，是为了迎合我们的愿望，主动和我们玩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而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