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象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①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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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负责侦讯工作，篡改、编造罪证，加害德雷福斯。

    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X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X光片子上，其实X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们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雅克①和居伊涅②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发现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张重审的部长，尽管他们有相同的感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