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

    “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丝帮了我们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领，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有时候，她一连好几夜未合眼，可是她刚上床，才睡了一刻钟，我们不得不又把她喊起来，但她却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儿似的，她脸上不仅没有一点不悦，反而露出满意和谦卑。不过，只要做弥撒，也就是吃早饭的时刻一到，弗朗索瓦丝就会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气，她也要准时赶去做她的“弥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她年轻的听差代替她。她从贡布雷带来了一个极其高尚的观念，仆人要对我们各尽其职，她不能容忍我们的仆人有任何“失职”的行为。她不愧为一个非常高尚、非常专横、非常有效的女教师，在她的调理下，到我们家来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堕落，也会很快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纯洁高尚起来，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①，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即使份量很轻，也会立即跑来把东西接过去——尽管他们从前极不乐意帮助人——生怕把我累坏。不过，弗朗索瓦丝在贡布雷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做事从不让别人帮忙，她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巴黎。她觉得接受别人帮助，好比是接受一种侮辱。有时候有的仆人一连几个星期早晨起来向她问候，总得不到她的回礼，仆人去度假时，她甚至连一声再见都不说，仆人猜不出是什么原委，其实，就因为弗朗索瓦丝有一天身体不爽，他们想帮她干活而把她得罪了。现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丝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专职佣人，在这庄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看到别人越俎代庖，篡夺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轻的听差被她撇在一旁，无事可做，他对仿效维克多在我书房里拿我的信纸已感到不满足，开始从我的书橱里取走诗集。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诗。无疑，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诗人的赞赏，但也是为了在业余时间给同村好友写信时，能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