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锐利的眼睛从手指间的缝隙观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诚。他隐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个黑暗的忏悔室里一样。他发现我看见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条缝隙的格子窗关严。后来，我和他又见过面，但我们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相互达成了默契：我没有发现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预审法官的味道。再说，不管怎样的朋友，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亲密，和我们有着怎样共同的过去，哪一个没有不愉快的片刻回忆？而我们认为最方便的办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这些片刻了吗？

    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畅通一些，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他说要用氧气袋。母亲、大夫和看护修女手里都拿着氧气袋，一个用完，又给他们递上一个。中间有一会儿我离开了房间。当我回来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迹。外祖母连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支快乐的歌，那快节奏的动听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卧室，经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歌声不会比刚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识，同样都是无意识发出的。也许吗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这更是呼吸调节器改变的结果，因为氧气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气管了。由于氧气和吗啡的双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难，也不再发出呼噜声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轻快地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滑去。也许，在这歌声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气流声一样微弱的呼吸声外，还夹杂着更象是人的叹息声，这种由于死亡临近而发出的声音使人相信这是昏迷的人发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给这个长乐句加上了一个更悦耳动听的、不变动乐句节奏的音调。乐句从变得畅通的胸部升起，继而升高，然后下落，接着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气。尔后，这个在强烈的快感中夹杂着低声哀求的歌声在达到了最强音，并竭尽全力地延长后，在某些时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犹如一条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丝每逢遇到伤心事，总感到需要把悲伤表达出来，但她连表达忧愁的最简单的技巧都不具备，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当她认为外祖母已经完全无望时，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弗朗索瓦丝的感受。但她只会重复一句话：“这真叫我受不了”，说话的语气和她喝菜汤喝得太多时说“我胃上压着一块石头”的语气一样平淡，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比她自己似乎认为的要自然。尽管她的悲伤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但她确实很悲伤，何况，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位巴黎女郎现在把贡布雷轻蔑地叫做“乡下”，她感到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可能回不来参加葬礼，她就更伤心了，因为她觉得葬礼应该是极其壮丽的事。她知道我们谁也不会向人诉说悲痛，她怕别人同她说话，早就想好出殡那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见絮比安。她知道出殡的时候絮比安没有空闲。她想，至少回来后要把情况给她“说一说”。

    我父亲、外祖父和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连续好几夜守在病榻旁，足不出户。久而久之，他们的忠心也就带上一层漠不关心的面具，没完没了地呆在垂死病人的身边，闲极无聊，就象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由于呆的时间太长，便开始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此外，这位远房亲戚（我的表姑婆的侄子）使我很反感，但却值得尊敬，并且常常受到尊敬。

    哪里有垂危病人，哪里就能“找到”他，他是那样悉心尽力地时刻守在垂危病人身边，以致于尽管他外表强壮如牛，嗓门低沉浑厚，胡须密密匝匝，病人家属仍然认为他身体虚弱，总是用委婉的言辞恳求他不要来参加葬礼。我妈妈痛不欲生，但她仍然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事先就知道，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对他说他习惯听到的话：

    “答应我，‘明天’不要来了，您就为了她这样做吧，至少不要上‘那里’去。她要求您不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