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补教授职位空缺的时候，他看到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比自己更循规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医生当选，他听到对自己的否决声响彻墨守陈规的医学院，象莫里哀死前发出的“我发誓”②的喊声一样庄严，一样可笑，一样可怕，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同样，那位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画家，就因为被划为社交界人士（因为从事艺术的上流社会人士成功地被贴上了艺术家的标签），也在艺术生涯中惨遭失败。而那位有许多反动关系的外交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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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我发誓”是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没病找病的病人在发誓时总要说“我发誓”。莫里哀在剧中扮演病人。一次，当他演到第四场时，说完“我发誓”就咯血倒下，几小时后便去世。

    但这是个别现象。出入盖尔芒特沙龙的知名人士基本上都是自愿地（至少自以为是自愿地）抛弃了一切和盖尔芒特精神、盖尔芒特礼节，和那个为任何一个多少是“法定”的“社团”所憎恶的难以形容的魅力格格不入的东西。

    有些人知道，盖尔芒特夫人沙龙的一个常客曾在美术展览会上荣获过金质奖章，另一个是律师会议秘书，在议会中曾有过辉煌的开端，还有一个当过代办，机智地为法国效过劳，这些知情人会把二十年来不再有任何建树的人看成失败者。但“知情者”寥寥无几，而当事者往往最后一个想想自己的光辉业绩，他们认为，按照盖尔芒特精神，他们旧时获得的称号实在毫无价值。盖尔芒特精神不是让德·盖尔芒特夫人鄙视杰出的部长吗？比如，一个拘泥虚礼的部长或一个爱说同音异义谐语的部长，尽管报界对他们唱尽赞歌，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认为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是“走卒”，或者相反，是商店的“伙计”，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们中的一个安排在她身边，她会厌倦得打呵欠，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作为第一流政治家丝毫不能受到公爵夫人的尊重，她那些放弃外交生涯或军人生涯或退出议会的朋友们也就认为——至少嘴上这样声称——每天到他们瞧不起的一些殿下家里和这位高贵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