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评判失误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但在我出发去巴尔贝克之前（我不幸再次去巴尔贝克逗留，也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儿了），我无暇动笔描绘上流社会的情景，不过后面自会有其位置。这里暂且作一说明，我给希尔贝特写信，这似乎表明了我重又爱上了斯万家的人，个中的原因，除了那一站不住脚的理由（我生活相当轻浮，令人想起上流社会的那种男欢女爱）之外，奥黛特也可以添上一条，但同样毫无依据。迄此为上，我只基于上流社会静止不变的假设来设想上流社会对同一个人的不同观点：同一位夫人，昔日与谁都不熟悉，如今到谁的府上都畅通无阻，另一位夫人，过去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却遭众人冷落，这种大起大落，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之看成纯粹个人的升降沉浮，恰似交易所的投机不时导致同一圈子里的人或彻底破产，舆论哗然；或突然暴发，出人意外。然而，情况并非仅仅如此。从一定程度来说，上流社会的活动——与艺术活动、政治危机等左右公众情趣或思想的运动相比，要低级得多，公众的情趣一会被引向意象剧，一会又被导向印象主义绘画，继又转向错综复杂的德国音乐，进而又迷上简单明了的俄国音乐；公众的思想亦然，一会引向社会主义，一会又转向正义思潮，忽而是宗教力量的反响，忽而又是爱国主义的猛然觉醒——是艺术活动和政治危机等运动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深远的、零碎的、非确定性的，它模糊不清，而且变幻莫测。其结果是，哪怕是沙龙，也难以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进行描绘，尽管这种静止的观点迄今还一直适用于特征的研究，而实际上，种种特征本身也似乎卷入近乎历史的运动中去。追求新奇的情趣驱使着那些或多或少带有几分诚意，渴望了解思想变化的上流社会人士经常涉足可紧跟思想变化激流的场所，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喜爱上某个迄今为止尚默默无闻的女主人，她体现了高级的精神风貌，是其崭新的希望的化身，而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行使社交活动权力的女子给人的希望已经宛如枯萎不堪的花朵，十分陈旧。既然她们的长短之处已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那么，她们自然也就不再适应他们的幻想天地。就这样，每一个时代都体现在一些新的女性身上，体现在一个新的女性群体之中，她们与激发新奇心理的东西紧密相连，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粉墨登场，仿佛是从最近一次洪水中降生于世的前所未有的品类，成为任何一个新的执政府，新的督政府的勾魂夺魄的美女。然而，这些新的女主人往往是些不为社交界所知的妇人，因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宾客，长期以来将就着接待几位“难得的知己”，犹如某些国务活动家，虽是开国元勋，但四十年来敲遍各家之门，却没有一家的大门为他们敞开。诚然，情形并非总是如此，当俄罗斯芭蕾舞轰动至极，蔚为奇观，巴克斯特、尼仁斯基、伯努瓦和斯特拉文斯基相继亮相之时，所有这些伟人的女护主尤贝尔季也夫亲王夫人露了面，头上戴着一顶硕大的羽饰帽，晃晃荡荡，巴黎的女子从未见过这种帽子，竞相效仿，看她那样子，人们都以为这一绝代美女象是俄罗斯舞蹈家们的稀世珍宝，随其不计其数的行装一起运来的；但是，每次“俄罗斯人”演出，我们都发现在她的包厢里，有一位真正的仙女伴随在她的身旁，这位仙女迄今尚不为贵族阶层所知，那就是维尔迪兰夫人，上流社会人士自然认为维尔迪兰夫人与贾吉列夫剧团一道，不久前才抵达，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位太太其实早已存在，她经历过各个不同时期，经受过风风雨雨，不同的是，这次经历首次导致了转机，从此稳固而又愈来愈迅速地上升，最终迎来了成功，而这正是女主人久久等待但一直没有如愿的。至于斯万夫人，确实，她所体现的新奇并不具备同一的普遍特征。她的沙龙凝聚在一位男子，一位濒临死亡的男子周围，在其才华枯竭之时，他几乎突然间由默默无闻变得声名显赫。多少人迷上了贝戈特的作品。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