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单独和我住在一起，使她感到不可思议，大为反感。离开巴尔贝克的那天，正当她瞧着我神情沮丧，觉得让我独自一人呆在巴黎很放心不下的时候，她听说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们一起，而且看着人家把阿尔贝蒂娜的箱子也装上小火车，这时她也许是挺高兴的，那几只又窄又长的黑箱子，就挨在我们自己的箱子（就是在巴尔贝克旅馆让我在它们旁边哭了一宵的那些箱子）的边上，我只觉得它们样子挺像棺材，但并不知道它们将给家里带来的是生命还是死亡。不过我当时甚至都没往这上头去想，因为在唯恐羁留巴尔贝克的担惊受怕过后，能在那么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携着阿尔贝蒂娜同行，在我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但对这安排，如果说一开始妈妈并没有什么敌意（她对我这位女友说话的态度非常客气，就象一个儿子刚受了重伤的母亲在对尽心竭力照顾他的那位年轻情妇表示感激之情），那么当她看到这个安排全部兑现，这位姑娘在我们家愈待愈久，而且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家的时候，她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然而我得说，这种敌意，她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向我表示出来过，正象过去她已经不敢责备我的浮躁和疏懒一样，现在她顾虑重重——这一点也许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看出来，或者说不愿意看出来——生怕对这位我说过将来要做我妻子的姑娘说长道短，会给我的生活投下阴影，削弱我今后对妻子的恩爱之情，还说不定就此在我心里撒下内疚的种子，使我在母亲离开人世时，会因为自己娶了阿尔贝蒂娜让她感到过不快而追悔莫及。对一项她自知已无法让我改变的抉择，她宁愿做出赞成的姿态。可是，所有在那段日子里见过妈妈的人都对我说，她除了因为外婆去世而显得很悲伤以外，还总有一种终日忧心忡忡的神情。这种无法排遣的思虑，这种内心波澜的起伏，使妈妈感到太阳穴发胀发烫，她整天都把窗子开着，想让自己凉爽些。但她始终没能作出决断，她害怕会给我不好的“影响”，破坏她所认为的我的幸福。她甚至下不了决心不准我先让阿尔贝蒂娜暂时留在家里。妈妈不想显得比邦当夫人更苛刻，这事儿先不先是这位夫人担着干系，可她倒是一点儿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这真叫妈妈大为吃惊。但无论如何，她在动身去贡布雷那会儿，总觉着把我和阿尔贝蒂娜两人这么撂下，还真有些懊悔，因为我姨祖母日夜都需要她照料，所以她在那儿可能要待上（事实上是确实待了）好几个月。可她到了贡布雷以后，却叨惠于勒格朗坦的高情雅意和一片至诚，简直没什么事要干的，那位先生不辞劳苦地把大小事儿都包揽下来，一星期一星期地推迟返回巴黎的行期，其实他跟我姨祖母并不很熟，他这么做，只是因为首先她是他母亲的一位朋友，其次他觉得这位行将弃世的病人喜欢由他照料，离不开他。附庸风雅是一种大可诟病的心态，可是它不会蔓延，不致损伤整个心灵。我的想法跟妈妈正相反，对她去贡布雷我心里大为高兴，因为不然的话我就得担心（因为我不能对阿尔贝蒂娜明说，让她别露口风）妈妈早晚会发现阿尔贝蒂娜和凡德伊小姐交情很好。在母亲而言，这不仅是对一桩她要求我别先对阿尔贝蒂娜把话说死，而我自己也愈来愈觉着难以忍受的婚事，同时也是对阿尔贝蒂娜获准待在这个家里这件事本身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这个至关重要而妈妈却毫不知情的原因之外，妈妈的态度还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外婆很崇拜乔治·桑，主张美德在于心地高尚，而妈妈又以外婆为楷模，因而受了这种富有教益，豁达大度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有伤风化的所作所为也使她受到影响，在这双重影响之下，她现在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是颇为宽容的，换了从前，或者即便是今天，但换了属于她在巴黎或贡布雷的中产阶级圈子里的女友，她是会显得很严厉的，可是现在有我在她面前极力称颂这些女性心地高尚，而她又那么爱我，所以有好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