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却又不露出有意为之的痕迹，好让我得到关于她们外出的详尽报告。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烦的冲动与这种奇迹般的驯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冲动使我自问，阿尔贝蒂娜是否打算挣脱她的枷锁。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证了我的设想。有一天，我单独外出时在帕西附近遇见了希塞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开了。我立即对她说我经常看见阿尔贝蒂娜，我为自己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而非常得意。希塞尔问我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因为她刚好有什么事要告诉她。“什么事？”——“跟她的女伴有关的一些事。”——“什么样的女伴？我也许可以向您提供点情况，这不影响您见她。”——“噢，是些从前的女伴，我不记得她们叫什么名字，”希塞尔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连忙抽身告退。她离开了我，自以为她的话谨慎得足以让我明白一切。然而谎言终究经不起任何追究，一点点东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关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从前的女伴，为什么她“刚好”需要对阿尔贝蒂娜谈谈她们的事呢？“刚好”与戈达尔夫人心爱的口头禅“真凑巧”如出一辙，这个副词只能适用于一种非同寻常、恰到好处，也许是十万火急，与确指的人物有关的东西。此外，她张张嘴，就象人们打呵欠时那样，含糊其辞地对我说（同时身体几乎也往后退，正如她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开倒车那样）“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她们的姓名，”她张嘴说这话的样子使她一脸撒谎像，她的声调与脸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说“我刚好”的那种截然不同、紧张活跃的神情说明了一个事实。我没有盘问希塞尔。即使盘问她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她撒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不同。当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更令我痛心。但是首先，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在撒谎这个事实本身，而撒谎在某些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真相显而易见，因为真相隐藏在谎言底下。众所周知，每个杀人犯都自以为已经把一切筹划得滴水不漏，不致被人逮住；到头来，杀人犯几乎总要被逮住。相反，撒谎的人却极少被人发觉，特别是其中被人喜爱的撒谎女人。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但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在她说到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后面有她没有道出的东西的时候，谎言即刻就被发现，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是谎言却又无法了解真相。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谎言是从人们在这段叙述中已经看到的许多特点中让人感觉到的，主要是通过下面这个特点：当她说谎时，她的叙述便或是贫乏、疏忽，不真实，或者相反，充满过多的旨在使叙述显得真实的细枝末节。无论说谎的人怎么想，显得真实根本不等于真实。人们想听某种真实的东西，却听到仅仅是显得真实的东西，它也许比真实更加真实，也许过份真实，有点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听见一行错误的诗句，或者听到高声把一个词读成另一个词。耳朵对此有所感觉，如果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心里便会惊慌不安。当人们因为不知道一个女人是经过贝里街还是经过华盛顿街，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只要我们明智地持续几年不见这个女人，那么这几米的差距以及那个女人本身将缩小到一亿分之一（也就是缩小到我们无法觉察的数量），那时比格列佛还要大得多的人将会变成任何显微镜——至少是心灵的显微镜，因为无动于衷的记忆显微慎倍数更高而且不那么易碎——都看不见的小矮人！不管怎样，虽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与希塞尔的谎言有一个共同点——即撒谎本身——希塞尔撒谎的方式却不同于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们各自的谎言彼此之间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同时又千变万化，以至这个小小的帮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闻机构的那种不可渗透的严密性，尽管它们的组成人员多种多样，不幸的作者却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诈。报纸或者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