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如果这人离开我们，他向我们显露的就是令我们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知道这人永远受我们支配，他向我们展露的就是阴郁的那一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与她长期共存的社会具有另一种我在这段叙述中无法言表的难以忍受之处。另一个人的生活与她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就象捆绑着一枚炸弹，丢下炸弹就必定犯罪，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曲折、坎坷、危险、担忧，想到虚假和貌似真实的事以后会被信以为真而自己又无法解释时的恐惧，假使人们的贴心知己中有个疯子的话，就会体验到这些感情，请以这些感情作比较。比如，我对德·夏吕斯先生与莫雷尔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对那天下午情景的回忆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远比右胸胀大）；姑且不论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德·夏吕斯先生一开始大概不知道莫雷尔是疯子。莫雷尔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凉的日子来临，在那些日子里，莫雷尔指责德·夏吕斯先生忧郁，而又无法作出解释，莫雷尔借助荒谬而又极为微妙的推理攻击他的多疑，用绝望的决定威胁他，在这些决定中始终起作用的是对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诈的考虑。这一切只不过是比较。阿尔贝蒂娜不是疯子。

    我心里明白，这一天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难过。众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当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产生的疾病。自然产生的疾病似乎只可能很短暂。但是医学却把握了延长疾病的艺术。药物、和药物提供的暂时的缓解及药物中断后又产生的身体不适形成了一种患病的假象，病人的习惯最终会使这种假象稳定下来，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样继续下去，就象孩子们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后还一阵一阵咳嗽那样。接着，药物不太起作用了，人们就增加剂量，药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长期使用不当开始产生危害。药物的天然属性恐怕不会让它们持久发挥作用。几乎可以与这种自然属性匹敌的医学却能够迫使人们卧床，迫使他们继续服药，否则便会死亡，这真是一大奇迹。这一来，人为的疾病扎下了根，变成一种次要而又真实的疾病，区别仅仅在于自然产生的疾病会痊愈，而医学制造的疾病却永远不会痊愈，因为医学不懂得痊愈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