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贝戈特已经足不出户了。再说，他也从不喜欢社交界，或者说他曾经喜欢过一天，那仅仅是为了蔑视它，正如他蔑视其他的一切那样，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蔑视，即是说并非因为得不到而蔑视，而是刚得到便加以蔑视。他的生活如此简朴，人们猜不出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即使知道也可能出错，因为大家认为他非常吝啬，然而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慷慨。他跟女人，确切地说跟少女在一起时尤其慷慨，她们为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感到惭愧。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爱着别人的气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创作。爱情，这未免言过其实，微微渗入肌肤的快感有助于文学工作，因为这种乐趣压倒了其他乐趣，比如社交的乐趣，以及普遍认可的乐趣。即使这种爱情带来幻灭，它至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触动心灵的表层，否则心灵会变得毫无生气。因此，为了使作家先与别的人既疏远又适应，随后再让一架超过了一定年限，有停顿趋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欲望对作家来说不无裨益。人无法幸福，然而人却能指出妨碍幸福的原因，假使没有失望这类突然的缺口，这些原因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如果没有欲望，我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梦想是有益的，为此人们可以看见梦想的破灭，梦想的破灭具有教育意义。贝戈特也在思忖：“我为少女花费的钱比百万富翁花费的钱还多，但是她们给我带来的乐趣或者失望使我写出一本给我带来钱财的书。”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然而他在这样把黄金转化为爱抚，把爱抚转化为黄金的过程中无疑得到了某种乐趣。当我外祖母故世的时候，我们看到，精疲力尽的晚年喜欢憩息。然而在社交界中却只有谈话。她对谈话反应迟钝，但是她有权赶走那些不过是问题和答案化身的女人。出了社交界，女人们重新变成凝视的对象，这使精疲力竭的老人感到那样舒适。总而言之，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再有问题。我说过贝戈特已足不出户，他在他的卧室起床一个小时浑身就得裹上披巾和花格毛毯，穿着人们在大冷天外出或者坐火车时穿的一切。他只让极少数朋友在他身边出入，在这些朋友面前为了替自己辩解，他指着他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毛毯愉快地说：“您还想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格萨戈尔说过，人生就是一种旅行。”就这样，他慢慢感到越来越冷，就象一个小星宿预示着地球这个大星宿的景象：温暖逐渐离开地球，生命随即消逝。因此人类靠作品复活是不可能了。因为在将来，人类的作品要想光照后世，首先必须有人类存在。如果某些种类的动物能更长久地抵御严寒的侵袭，那么当人类不复存在的时候，即使贝戈特的荣耀还能持续到那个时候，这种荣耀顷刻之间也会永远消失。能够阅读他作品的并不是最后仅存的那些动物，因为它们不大可能象过五旬节的使徒那样无师自通地学会人类的各种语言。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刚刚睡着就恶梦缠身，要是他醒了这些恶梦也会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甚至喜欢不详的梦，由于这些梦，和这些梦与人们在清醒状态中面对的现实互相矛盾，最迟在醒来时我们就会因做梦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睡着过。但是，贝戈特的恶梦并非办此，当他谈到恶梦时，以前，他老听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经过他的脑海。而现在，梦仿佛来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个凶恶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从他脸上擦过，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痒难熬；车夫的狂怒——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曾经低声抱怨自己驾驶技术糟糕——那个疯狂暴怒的车夫向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锯他的手指。最后，当他在睡眠中光线很暗时，大自然便进行了一次不穿服装，用中风夺走他的生命的排练：贝戈特乘坐轿车进入斯万家新别墅的门廊，他想下车。一阵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