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上，自由保皇派在大谈法兰西行动组织，或者克洛德·莫奈的弟子在大谈立体派。“我不是对那些创新者进行非难，我对他们倒是十分钦慕。我力图理解他们，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他们真的如此喜爱女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弄一个他们称为小家伙的人？更何况在这工人阶层，这种事情向来名声不好；他们出于自尊心，干起来都是躲躲闪闪的。看来这事情对他们来说还代表着其他意义。那究竟是什么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女人还代表着其他什么东西呢？”我思忖着，正是这个问题在使我痛苦不堪。“一言为定，男爵，”布里肖说，“如果院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开设同性恋课程，我一定首先推荐您。不，这还不好，一个什么特殊心理生理研究院之类的机构也许更能发挥您的特长。我看您尤其适合于在法兰西学院执教，您可以致力于个人研究，象泰米尔语或梵语教授那样，把研究成果讲授给对此感兴趣的人。不过听众人数很少，只有两名，另加一名公务贤。我这么说，并不是对我们全体教务人员有什么怀疑，我认为他们是无可怀疑的。”“您一无所知，”男爵武断地回驳道。“您以为对这事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吗？您是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他没有意识到，他谈话内容那不变的指向和他将要对别人所作的责备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相反，情况非常可怕，”他愤慨而又悔恨地对布里肖说，“现在这事都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这是可耻的现象，但倒过来证实了我对您说的话，我亲爱的！据说前天在德·阿伊安公爵夫人家中，整整两个小时，客人们没有谈别的事情。您想想，如果现在妇女们也参与进来谈论此事，那还成什么体统！最可恶的是，那些害人精，那些十足的恶棍把什么都告诉了她们，”他带着平时并不多见的怒火接着说，“譬如夏特勒罗那小子，谁都比不上他，他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这些人当着她们的面尽对别人说长道短，有人对我说，那小子说了我许多坏话，可是我毫不在乎。我想，一个打牌作弊，被俱乐部逐出的人，想拿泥块和脏东西砸人，其结果只能掉在自己身上。我非常清楚，如果我是珍妮·德·阿伊安，我会相当珍重自己的沙龙，不允许别人谈论这类话题，不允许别人糟贱自己的亲身父母。可是眼下什么社交呀，规矩呀，礼节呀，早都荡然无存，交谈跟服饰都一概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噢！我亲爱的，世界末日来临了。每个人都变得如此凶恶。大家都在攀比，看谁说别人的坏话多。真令人发指！”

    我童年在贡布雷，就十分怯懦，为了不要看见别人赠送白兰地给我外祖父，不要看见我外祖母苦苦哀求他别再喝酒的情景，我就逃之夭夭。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趁夏吕斯还未受罚，赶快离开维尔迪兰公馆。“我必须走了。”我对布里肖说。“我跟您一起走，”他对我说，“可是我们不能学英国人的样，不告而别。我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道个别。”教授说完就径直朝客厅走去，象小孩下棋一样，看看“能不能悔棋”。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维尔迪兰先生遵照妻子的旨意，已把莫雷尔带走了。其实，维尔迪兰夫人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暂且不向莫雷尔透露秘密似乎更为上策；可是她已欲罢不能。有些欲望，尽管你把它封在口腔里，但一旦任其膨胀，它就不顾后果如何，坚决要求得到满足。我们见到袒露的玉肩，不会久久地呆视着而不去吻一下，我们一走会象老鹰叼蛇那样，早把嘴唇快快送去；我们不会饥肠辘辘，蛋糕放在面前也不碰一下；我们更不会听到意外的话语而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心灵不激发起惊奇、迷惑、痛苦或喜悦。维尔迪兰夫人正是处于这种心境，沉醉于情节剧般的伤感情调之中，所以她不由自主地授意丈夫拉走莫雷尔，不惜任何代价要跟小提琴家谈谈清楚。小提琴家本来已在抱怨，那不勒斯女王怎么没等别人把他介绍给她就走了。德·夏吕斯先生曾经再三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