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正如一切特别确切的想法必须在对立中才能肯定自己一样。比如，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生活过的人说战争意识之所以终于使他们觉得似乎合情合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虑战争还不够，而是因为他们老想着战争。为了使他们明了战争是何等奇特而值得注意的事，必须有什么东西使这些人摆脱始终困扰着他们的念头，从而使他们暂时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使他们又回到和平时期的样子，直到这残酷的现实骤然间又从那短暂的空白里清晰地突现出来，而过去他们除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看不到别的，所以早就不去注视它了。

    必须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各种回忆不是逐步而是同时在我心上消退时，必须在我对她的背叛的回忆同对她的柔情的回忆一古脑儿从我的记忆里同时全线撤退时，遗忘也许才能给我带来宁静。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好比我身在海滩而海水的退潮又极不正常，当我突然受到某种猜疑的袭击和伤害时，她的柔美形象已经退得太远无法前来补救了。

    我对她的背叛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无论它们发生在怎样遥远的年代，对我来说它们都并非过去；它们果真成为过去时，即是说当我不那么激动地追忆它们时，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因为与逝去的日子实际的距离相比，一件事情的远近更容易同视觉记忆的强度相适应，正如人们在回忆昨日的梦境时，由于梦想什么都模糊不清，梦景便显得比几年前发生的事更为遥远。不过，尽管对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想法在我心里已有了进展，认为她还活着的感觉却仍然会回潮，这种回潮即使不阻挡那些进展，也会抵制它而且妨碍它成为有规律的进展。我如今才明白在那个时期（无疑因为忘记了她被禁闭在我家的时日，这些时日消除了我为她的过失而感到的痛苦，因为我知道她没有犯这些错误，所以这些错误便似乎与我不大相干了，于是这些时日就变成了她清白无辜的证据），我老受到一个新想法的折磨，这想法和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直到那时我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她还活着）同样新奇，我原以为我恐怕同样不可能接受这新的想法，可是在我不知不觉间这想法倒逐渐构成了我意识的基本内容，从而代替了认为阿尔贝蒂娜清白无辜的考虑，这新的想法便是：阿尔贝蒂娜有过失。我自以为我在怀疑她时，我反而是在相信她；同样我想象我在对她的罪过抱怀疑态度时，我其它思想的出发点全都是相信她有罪，这种信念和与之相反的思想一样又往往被推翻。那段时间我无疑是非常苦恼的，不过我现在已明白事情原本应该如此。只有充分体验了痛苦才可能解除痛苦。我当时禁止阿尔贝蒂娜接触任何人，我幻想她清白无辜，和我后来又以她还活看作为推理的基础，这一切都只能延缓解除痛苦的时间，因为我这是在推迟早就应该忍受的必要而漫长的痛苦时日。然而习惯会起作用的，它会根据已经在我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检验的规律让我适应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正如德·盖尔芒特的姓氏已经不再意味道旁睡莲盛开的公路和魔鬼希尔贝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魅力，阿尔贝蒂娜的存在也不再意味那起伏的蓝色大海的魅力，斯万的姓氏，拉球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其它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魅力，这种意义和魅力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既简单而又被它们认为大到足以独自存在下去的字眼，好比一个人到来是为了鼓动仆人干活，等仆人知道这点之后过几个礼拜他又抽身走了；与上述情况相同，习惯也会把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令我痛心的想法从我心里驱除出去。而且从现在到那时，好比从两翼同时进行的打击，在“习惯”的行动过程中两支同盟军一定会互相支持。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会变得更具可能性，更使我感到习惯，因此也会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可能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对她有过失的信念提出的异议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