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从中看到了最愚蠢的虚伪的一个丑恶的特征，再没有比这给他招来更多的敌人了。“看这个资产者，看这个倨傲的家伙，”他们说，“他假装鄙视最好的伙食，红肠配酸白菜！呸，无赖！骄傲的家伙！该下地狱的！”

    “唉！这些年轻的农民，我的同学，对他们来说，无知乃是一种巨大的优点，”于连在泄气的时候大叫，“他们到了神学院，并没有世俗的思想需要老师加以纠正，而我带进神学院的世俗思想却多得可怕，无论怎么做，他们总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

    于连以一种近乎嫉妒的专注研究那些进神学院的年轻乡下人中最粗俗的人。当他们扒去粗布上衣换上黑袍子时，他们的教育就仅限于无限地尊敬现钱，像弗朗什－孔奉人所说的那样，干爽流动的金钱。

    这是对现金这个崇高观念的神圣而英勇的表达方式。

    这些神学院学生和伏尔泰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幸福首先在于吃得好。于连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对穿细呢料衣服的人有一种天生的敬意。有这种观念的人对公正分配，例如法庭给予我们的那种公正分配，进行恰如其分的估价，甚至低估其价值。他们私下里常说：“跟一个大块头打官司能有什么好儿呢？”

    “大块头”是汝拉山区的土话，表示有钱的人。政府是最有钱的，他们究竟多么地敬重，大家判断吧！

    一提到省长的名字，就须报以含有敬意的微笑，否则，在弗朗什－孔奉的农民的眼里，就是一种轻率失礼，而轻率失礼在穷人那里很快就会受到没有面包的惩罚。

    最初，于连因感到受人轻蔑而觉得喘不过气来，后来他却有了侧隐之心：他的大部分同学的父亲在冬天的晚上回到茅草屋里，常常是没有面包，没有栗子，也没有土豆。“在他们眼里，”于连想，“幸福的人首先是刚刚吃过一顿好饭的人，其次是一个有一件好衣服的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的同学们有坚定的志向，这就是说，他们在教士这职业中看到了一种持续长久的幸福：吃得好，冬天有一件暖和的衣服。”

    有一次于连听见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同学跟同伴说：

    “我为什么不能像西克斯特五世那样当教皇呢？他也放过猪呀。”

    “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当教皇，”那朋友说，“但是在我们中间肯定是靠抓阄来决定谁当代理主教、议事司铎、也许还有主教的。夏隆的主教Ｐ……先生就是箍桶匠的儿子，正是我父亲干的那一行。”

    一天，正上教理课，彼拉神甫打发人叫于连去。可怜的年轻人很高兴能摆脱他身陷其中的那种肉体和精神的状态。

    于连在院长先生那里又碰上了他进神学院那天使他如此害怕的那种接待。

    “给我解释解释写在牌上的东西，”队长看着他说，看得他想钻到地底一去。

    于连念道：

    “阿芒达·比奈，长颈鹿咖啡馆，八时前。说你从让利来，是我母亲方面的表亲。”

    于连看到了危险有多大，卡斯塔奈德神甫的密探从他那儿偷走了这个地址。

    “我来这儿的那天，”他答道，只看着彼拉神甫的额头，因为他受不了他那可怕的目光，“我心惊胆战，谢朗神甫曾对我说这是一个充满了告密和各种坏事的地方；同学之间的侦察和揭发受到鼓励。上天也正愿如此，以合便向年轻的教士们展示生活就是这般模样，激起他们对尘世及其浮华的厌恶。”

    “您居然在我面前说漂亮话，”彼拉神甫大怒，“小无赖！

    “在维里埃，”于连冷静地继续说道，“我的哥哥一有了嫉妒我的理由就打我……”

    “谈正题，谈正题！”彼拉神甫嚷道，几乎气得发疯。

    干连丝毫未被吓住，继续讲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