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听说我在校订的译文，特意写信来，要我在书出版以后，务必给他留一册。他说，他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刚上小学的时候，抓到过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了一个稀烂，原书却至今不可原谅地没有读过。他很想读一读。他说的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人人读，而且多次读，认真读，读了以后就见诸行动。前不久我们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寄语大学生，谈人生的意义，一开头就说，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伴随了他一生，鞭策他抓紧每秒每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些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这位老教授的情况，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中间，也有代表性。

    年轻的也罢，年纪大的也罢，读过的也罢，没有读过而想读的也罢，都认为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其实，作品发表当时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早就证明它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了。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１９０４年出生在乌克兰。不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但是其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参加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也是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不甘心于吃喝、呼吸、等死，于是拿起唯一还能利用的武器——笔，不，说笔也不准确，因为后来他连笔也拿不动了，而是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实现了重返战斗岗位的理想。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在近乎绝望的期待中，终于迎来了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现实生活中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是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开头吃了个闭门羹——退稿。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努力，才被一家杂志社小心翼翼地接受。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４年分１１期刊登在并不显要的位置上，而在这三年间，评论界却对它不置一词，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真是难堪的沉默。

    另一方面，读者却并不理会评论界的冷漠，也没有等待谁的推荐和指引。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长队。人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每一期杂志的出版。信件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有一位读者直接给作者写信：“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五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读者的激动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评论界却继续沉默。直到１９３４年末，著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来到黑海之滨的索契市，在一间小厢房里找到木乃伊似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并于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通讯报道《英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事迹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大报上，一夜之间传遍城乡各个角落，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同年１０月，他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作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并不是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所吸引，急于了解事件是怎样发展的，结局又是如何。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他们早已熟知。他们一再阅读这部作品，只是因为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