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