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