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蓝英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