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抱负远大的青年发觉自己已丧失了人生的目标，在动辄便会降临的死神面前一切努力和拼搏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在荒诞的、由摇篮到坟墓的短暂一生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变得合理而又合法，“善”与“恶”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却已沦为人为的空泛概念了。海明威的亨利（）在女友困难产死去后冒着雨沿街蹈蹈独行，永远告别了残酷的战争和甘美的爱情。试问“君欲何往”？我们会很自然地、符合逻辑地想到在战后布满断垣残壁的瓦砾中心灰意冷的亨利之流可能也会加入米勒和他的伙伴的行列，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消磨这被辜负的青春。那不正是他的必然归宿吗？尽管多数人对于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个别人却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如号啕大哭，来表达类似的情感。米勒正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迷惘的一代”类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这个以“现代巴比伦”著称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现代史上无数青年艺术家。文学家向往的圣地，朝拜缪斯的神殿。

    对于亨利·米勒是如此，对于斯泰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阿那依斯·宁等人亦是如此。这个崇尚浮华的城市既为美国作家们带来创作灵感，也增强了包括性能力在内的体验生活的能力。

    美国作家观赏异国风光、畅饮美酒、从事性冒险，这些经历无一不成为他们创作生涯的一部分，也绝不是米勒独有的。海明威在五十年代写的《漂移的盛宴》中表达了对于最终把自己造就为名作家的巴黎的终生眷恋之情，在第一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馆里写作的情形，承认自己的创作灵感源于性憧憬。由于身边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跃然纸上，我只是很艰难地竭力跟上它……每写完一个故事我总感到空虚，既悲哀又快活，仿佛刚刚做过爱……”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写了一位迪克，他刚刚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便同年轻漂亮的电影明星接吻。后来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变得柔弱无能，先后被情人和妻子抛弃。他的性无能最终导致其事业上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在米勒的挚友兼情人、为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宁的日记（the Diarv of Anais Nin，1931—1934）中，作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性能力多次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相提并论。她在日记中记述了1932年3月应米勒的建议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恋者表演性技巧之事。

    宁的纷乱的性纠葛及她试图写一部研究D·h·劳伦斯的专著的计划使她觉得重新发现了自我，变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记另一处，她写到同米勒做爱：“对于我，在米勒的旅馆房间里度过的最后那天下午像一只炽热的熔炉。在此之前我仅具有白热化的头脑和想象力，现在获得的却是炽热的血、神圣的完美／”中的米勒和他的伙伴们同海明威及其笔下的众多人物、菲茨杰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宁本人一样体验到这“神圣的完美”——创造力与性爱的认同：性能力是艺术创造力的表现形式，艺术创造力因性能力而释放。倘若在性观念上米勒同别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诚。抛开一切伪装，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寻找慰藉的米勒、范诺登、卡尔们比同时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于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们的心灵早已麻木、绝望。在中米勒写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头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狗……”作为客体的上帝仍活着，但已成为摆设；作为主体的“我”却已死去，成为一具行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