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战前准备的气氛，只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怀。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筒，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烤面包的、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卡嗒卡嗒响，车头发出的尖锐汽笛声既伤感又像是在发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了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张用了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嘀答嘀答过去。一道蓝光从外面街上透进屋里来，我倾听着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筒，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筒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住过一间屋里摆着一个煤箱子的房子，也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就此来说我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在感觉到自由自在的同时也觉得受到了束缚，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得到了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投那个合适人选的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金油”、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带着镣铐。我是带着一张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屋里的阴影更深了，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积了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的响声，过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燃旺了，可是并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有点儿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误了饭，那就意味着得空着肚子躺一夜，睡不着。于是，我惊慌了。

    离开饭锣敲响还有一会儿，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座又一座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疯了似的找寻餐厅。

    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我拦住了该拦的人，此人正是勒普罗维西厄，他对于同我巧遇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了，还有没有他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妥了。后来又冒昧添了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

    看来他倒是一个满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F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替我弄一杯热酒。在走到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到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了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莱克诺姆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