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但有更多狗儿在大劫过后逃回街上。贺里斯后来也难逃被捕命运―――这些动过手术的狗儿怪里怪气的吠叫声让左右邻居忍受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有只狗学会了开口求救，才使附近一位居民报案，请警方前来处理。这只嘴巴严重变形、喉咙上还留有开刀疤痕的野狗被带上法庭作证。虽然它还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但凭它说出的“可恨”、“很痛”和“兄弟们死了”等几个字眼，让陪审团只花一个小时便裁定贺里斯有罪，于是法官判处他五年徒刑。

    当然，上述这些例子没有一个可说是完全成功的，但这些失败的不同方面、这些功败而“垂成”的各种特质，让我产生了这个领域尚有探索可能的想法。

    事实上，我发现自己除了这件事之外，也没别的事情可想了。

    虽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在意，但如果我想在学界保持好名声的话，就不允许抛出这么主观的议题。我必须这么告诉我的同事，说我研究的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不但早已有人进行，而且差不多和语言学研究本身一样古老。我必须告诉他们，我所从事的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研究。

    要是我能的话，我还想学学诗人的方法，仿效他们叙述有关爱情、战祸和烦扰等等的方式。我想在论文开始之前写下这么一段话：

    我歌颂一位双手沾染墨汁、秀发下藏有图画的女人。我歌颂一只毛皮像倒竖天鹅绒的狗。我歌颂那落下的人体在树底泥地留下的痕迹，也歌颂一位平凡人―――他想知道没有人可以告诉他的事。这是真正的开始。

    让我们回到原本的话题，讨论一下我所要进行的计划。前面说到我这只名叫罗丽的母狗，它是罗德西亚脊背犬，是我妻子在结婚前养的，后来自然也就变成了我的狗。我的计划是运用一系列练习和实验，以任何可能的方法让它增加生理和心理上的能力，以了解人类的语言。简单地说，我想让罗丽开口说话。

    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想法。若在一年前，我也会和你们一样对此感到怀疑。但我不得不提，过去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确实改变了我的想法。容我提醒各位，科学家们在上世纪已目睹一项奇迹，见证黑猩猩能以手语表达完整的句子。我们看过饲主为了让朋友开心，教会鹦鹉说上几句脏话。我们也知道，受过训练的导盲犬能开启电灯开关，替失聪的父母注意婴孩的啼哭。我自己还在电视上见过一位业余人士的表演，他教会自己的狗发出类似“我爱你”的声音。

    我举出上述例子，并不是用来推论我最后一定能成功。一开始我便相当清楚，比起黑猩猩或其他高等灵长类，狗的头盖骨容量小很多。我也不会欺骗自己；我深知说出“我爱你”的狗或像水手一样粗鲁骂人的鹦鹉，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小把戏，它们知道只要这么做，就会得到一点点食物的赏赐。

    然而，在无数个晚上，当罗丽坐在我身旁以大而充满不解的眼睛看着我时，我不禁这么想：如果它能说话，将会告诉我什么事？有时我干脆在地毯上躺下，用手抚摸它那颗布满皱纹的大脑袋，一边轻声对它说出我心中的疑问。好几次我就这么睡着了，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头正枕在它那毛茸茸的宽阔的腰背上。

    目前，我只得到一点最重要的结论：狗是最完全的目击者。它们被允许跟在我们身边，参与我们最秘密的举动，当我们自以为孤独时，它们却一直陪伴在那儿。想想看狗能告诉我们什么事？它们坐在历任总统的膝盖上，它们目睹爱情和狂热、争执和仇恨以及孩童们的秘密游戏。如果它们可以把见到的一切告诉我们，便足以缝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诸多鸿沟。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非得这么一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