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住在纽约，住处位于某栋大楼的第十九层。在他刚搬去的时候，隔壁邻居是一对养狗的年轻夫妻。我记得那时去他那里，当我们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待到很晚时，便会看见隔壁那位少妇带她的哈巴狗到阳台溜达。这户人家在阳台四周的栏杆间加上了细铁丝网，好让这只狗能安全地在阳台上乱窜，不致有钻过栏杆坠落的危险。

    我朋友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后，有天晚上，隔壁的那位年轻丈夫爬过阳台栏杆一跃而下。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朋友躺在床上，只隐约听见一声尖叫，之后便没有其他声音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当他照例把音乐开得震天响，结果被隔壁一名前来致哀的亲属过来敲门，请他把音乐关掉时，他才知道前一晚他听见的那声叫喊所代表的意义。

    那时我在城里住了一个月，就睡在这位朋友家的沙发上―――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事，有某人的沙发可睡就很不错了。每当我们在阳台上喝酒时，总会忍不住谈起这件事。这个事件一直挥之不去，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又回到这个跳楼事件上。有天深夜，在我们喝了不少酒后，聊天内容已不再感叹这名陌生男人的遭遇，而是开起他的玩笑来了。我们俯身从阳台高处往下看，想象这个男人当时是怎么掉下去的，计算他坠落时可能的轨迹。这个阳台的正下方是另一栋建筑的屋顶，大约有十层楼高，但我们认为他不会掉在那上面，而是会被风吹偏位置，摔落在人行道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讲得声音太大了，而那位年轻寡妇的卧室就紧邻在我们阳台旁边。我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听见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猜也许没有，因为她在一个月之后搬走时还特地向我朋友道谢，感激他在这段时间中的体谅。然而，一想到那天我们的谈话也许已被她听见了，便让我觉得惊骇莫名。如果我能再遇到这位女士的话（虽然事隔多年，我完全没把握能从人群中认出她来)，我一定会当着她面前下跪，恳求她原谅；我会向她坦承，到今天我才明白，那时我对她做了多么残忍的事。无论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都是我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狠毒的事。

    遇到露西那年，我三十九岁。在那之前，我有过一段维持了好几年的婚姻。莫拉，她是我第一任妻子。她的声音像厚厚的灰泥塞满房里的每道缝隙和角落，她总是说得太多，有意义的又太少，让我总有种淹没在她制造出的话语泥淖中的感觉。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琐事，她也必须剖开来谨慎处理；和她说话，我必须谨慎挑选使用的字眼，因为一些对我而言毫无恶意的话语，却会让她和我彻夜争辩，逼我澄清使用这些字眼的动机。我总觉得，莫拉永远都陷在焦虑的情绪中，担忧那些她觉得自己没做好的事，而她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是不断分析它，直到有一天这事在她生命中已不再存有任何意义为止。有时，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她偶尔会有沉默的状况出现。当我转头瞄她，会发现她脸上出现罕有的无防卫状态的表情。“你刚刚在忧心什么事？”我这么问时，她永远会立刻给我一个答案。

    到后来，在我拒绝参与这种对话后，她开始留字条给我。起初还很正常，像“请买牛奶回来”或“别忘了晚上要和迈克、珍妮吃饭”之类的，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字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敌意也渐渐增加。

    这段婚姻关系是这么结束的―――有天我很晚回家，一回家便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出门上班前一定要把早餐的盘子放进洗碗机里，但是我今天回家又看到你的咖啡杯还留在餐桌上。我以为我能指望你，以为你既然是我丈夫，就会好好倾听我所说的话，用细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我的要求，但我想是我看错人了。我们的确需要好好谈谈，越快越好。”最后这四个字她特别强调，在下面用力画了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