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的差别。如果这些差别符合逻辑发展的连贯性，那倒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任意的、无章可循的，那就令人讨厌。因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想进行他认为必要的更改，而现在呢，却不能进行任何更改，原因就是他已死了。这使得死人的心情老是不高兴，心里老觉得受妨碍，但同时又感到自足，就像一个人这么想：重要的是我过去的生活，现在的事么，不必那么认真了。还有，人死后立即会产生这样一个主导思想：一切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与自己无关了，因此他感到轻松。对死者来说，一切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他们不必再为此烦恼了；虽说这种态度不符合道德观念，但死去的人之所以高兴，正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对任何事情负责。

    帕洛马尔先生的心情愈接近上面这种描述，愈感到死的想法可以接受。当然，他现在尚未完全达到死者特有的那种超脱精神，尚不能做到不去寻根索源，不能摆脱自己现有的局限性。他活着的时候，看见别人做错事就着急，想到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将会犯同样错误也着急。现在他自己以为已经摆脱了这种心情，其实还远未摆脱这种心情。他现在明白了，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亦不能容忍别人的错误，这种心情将和那些错误一样永远生存下去，死亡绝对消除不了它们。因此，必须花力气习惯这种心情。这对帕洛马尔来说，就意味着失望，失望地发现自己与原来一样而且再也没有希望去改变自己的形象了。

    帕洛马尔并不低估活着对死后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只能针对过去而言，即活着可以改变自己的过去，不能针对将来而言，因为将来总是风险很大，而且好运可能不长。(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完全满意的人犹如风毛麟角，少得可怜，无需单独去说他们。)一个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的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整个集合的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比以前的事件都重要，而是因为各种事件组合成一个人的一生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内部结构，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例如，一个成年人读一本他认为很重要的书，感慨地说道：“我怎么以前就没读过这本书呢!”又说：“真遗憾，年轻时没读过这本书!”喏，这两句话都没有多大意思，尤其是第二句话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他读过这本书以后他的生活变成了读过这本书的人的生活，读这本书的时间早晚并不重要，而读这本书以前的生活现在也具有了新的形式——读这本书所赋予它的新形式。

    谁要学会死，最难学会的是：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个封闭式的集合，它完全属于过去，既不能再给它添补什么了，也不能改变它的整体结构了。当然，那些继续活下去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变化，改变他们的生活结构乃至改变死人的生活结构，使生活具备新的形式或者是与从前有所区别的形式，例如把一个因违反法纪受到惩处的人看成是真正的造反者，把患有精神病或谵妄症的人捧为诗人或先知。生活中的变化对活人来说确实重要，但死者却很难从中谋求好处。每个人都是由他的一生及其度过此生的方式构成的，谁也无法否定这点。一辈子受苦的人，就是由痛苦构成的；如果硬要否定他的痛苦，那么他就不再成其为他了。

    因此，帕洛马尔准备做一名与众不同的死者，他既不愿做个原封不动的死者，又不愿放弃他必须放弃的一切。

    为了死后部分地生存下去，当然可以依靠某些特殊方法。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是生物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自己身上叫做遗传性的那部分财富传给后代；一是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存贮器与人类的语言把一个人积累的或多或少的经验传给继续活下去的人。如果我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人，把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更迭看成是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那么这两种方式也可看成是一种方式。当然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推迟，把一个人的死亡推迟到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