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