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嘀打的吹起来。

    可是，后面的兵士也全把手放在嘴上吹起来。

    “把手放下去！”小坡向他们喊。

    他们把手放下去了，可是嘴中依然嘀打嘀打的吹着，而且吹得比前面的乐队的声音还大的多。小坡本想惩罚他们中的一个，以示警戒。可是，他细一听啊，好，他自己也正吹得挺响。

    走了一会儿，小坡下命换班。

    男的跑到前面来，女的退到后边去，还是大家一齐出声，谁也不肯歇着。小坡本来以为小姑娘们容易约束，谁知现在的小妞儿更讲自由平等。

    “大家既都愿意吹喇叭，”小坡上了马和大家说：“落得痛痛快快的一齐唱回歌吧！”

    唱歌比吹喇叭更痛快了，况且可以省去前后换班的麻烦，大家鼓掌赞成。

    “站成一个圆圈，我一举竹竿就唱。”小坡把竹竿——就是刚才骑着的那匹大马——举起，大家唱起来。

    有的唱马来歌，有的唱印度曲，有的唱中国歌，有的唱广东戏，有的不会唱扯着脖子嚷嚷，南星是只会一句：“门！——”

    啊哎吆喝，门！——吆哎啊喝，门！——哎呀，好难听啦，树上的鸟儿也吓飞了，小猫二喜也赶快跑了，街坊四邻的小狗一齐叫唤起来，他们自己的耳朵差不多也震聋了。

    小坡忽然想起：陈妈在楼上睡觉，假如把她吵醒，她一定要对妈妈说他的坏话。他赶紧把竹竿举起，叫大家停住。他们正唱得高兴，那肯停止；一直唱（或者应该说，“嚷”）下去，声儿是越来越高，也越难听。唱到大家都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才自动的停住。停住之后，南星还补了三四声“门！——”招得两个马来小妞说：设若火车是她们家的，她们一定在火车头上安起一架大留声机来，代替汽笛——天下最难听的东西！

    幸而陈妈对睡觉有把握，她始终没醒；小坡把心放下去一些。

    歇了一会儿，大家才彼此互问：“你刚才唱的是什么？”“你听我唱的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你唱的我一点也没听见！”大家这么毫不客气的回答。

    大家并不觉得这样回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本来吗，唱歌是要“唱”的，谁管别人听不听呢。

    又没事可作了！有的手拍脑门，有的手按心口，有的撩着裙子，有的扯着耳朵，大家想主意。主意本来是很多的，但是一到想的时候，便全不露面儿了。想了半天，大家开始彼此问：“你说，咱们干什么好？”

    “我们‘打倒’吧？”小坡提议。

    “什么叫‘打倒’呢？”大家一齐拥上前来问。

    据小坡的经验，无论开什么会，演说的人要打算叫人们给他鼓掌，一定得说两个字——打倒。无论开什么会，听讲的人要拍掌，一定是要听到两个字——打倒。比如学校里欢迎校长吧，学生代表一喊打倒，大家便鼓起掌来。比如行结婚礼吧，证婚人一说打倒，便掌声如雷。这并不是说，他们欢迎校长，而又想把他打出去；他们庆贺人家白头偕老，又同时要打新郎新妇一顿；这不过是一种要求鼓掌的记号罢了。

    不但社会上开会如此，就是小坡的学校内也是如此。三年级的学生喊打倒，二年级的小姑娘也喊打倒，幼稚园的胖小子也喊打倒。先生不到时候不放学，打倒。妈妈作的饭不好吃，打倒。好象他们这一辈子专为“打倒”来的，除了他们自己，谁都该打倒。最可笑的是，小坡看出来，人人喊打倒，可是没看见过谁真把谁打倒。更奇怪的是：不真打，人们还真不倒。小坡有点不佩服这群只真嚷嚷，而不真动手的人们。

    小坡的计划是：去搬一只小凳当讲台，一个人站在上边，作为讲演员。他一喊打倒，下面就立起一位，问：你是要打倒我吗？台上的人一点头，登时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