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交。他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破旧毛皮夹克，鞋子因为无数次地刹车而磨得破烂不堪，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象酒鬼似地喘着粗气。现在他在第3大街买了一件新外套，蓝色的底子上带有灰色的条纹，还买了一件背心，一共11美元。他又买了一只表，一根表带，一个手提式的打字机，这些都是为了回丹佛找工作所做的准备，也是为他的写作所作的准备。我们在第11街的瑞克餐馆吃了一顿告别晚餐，然后狄恩搭上了一辆去芝加哥的汽车，消失在夜幕之中。我们的主人公走了。我准备等春天真正来临，等万物都苏醒的时候，也沿狄恩的路线去旅行，我后来的整个旅行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简直奇特得难以言表。

    当然我决定去旅行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作家，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经验，也不仅仅因为我想更好地了解狄恩，更不是因为我对校园里闲散的生活已觉得多么荒谬可笑，而是因为，尽管我们的个性不同，狄恩却唤起了我对那些久已失去了的伙伴们的回忆。他痛苦而憔悴的面容，强健而又疲惫的身躯使我想起了在帕特逊城和帕塞克城的小河边度过的忧郁、艰难的童年。那件肮脏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潇洒得体，就象狄恩自己常说的那样，他如此合身的衣服在普通的裁缝那儿是无法买到的、那是充满欢乐的自然之神对他的恩赐。听着他那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仿佛又听到了我童年时期的那些朋友和伙伴们的声音，当他们的兄弟们去工厂干活的时候，他们在大桥下、在摩托上、在午后门前沉寂的石阶上，弹着自己心爱的吉他。我现在的这些朋友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查德是一名尼采主义的人类学家，卡罗·马克斯是位超现实主义者，总是用狂热而又低沉的声音认真、严肃地夸夸其谈，老布尔·李总是怪腔怪调地否定一切——或者说他们都象罪犯一样地鬼鬼祟祟，艾尔默·赫塞对一切都抱以冷笑，珍妮·李也一样，她总是懒洋洋地伸开四肢躺在睡椅上，盖着东方的丝绒被，口里不断发出对《纽约人》的嘲讽。但是狄恩的智慧既丰富又完美，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学究气，甚至他的那些“犯罪行为”说起来也并不令人气愤和嗤之以鼻，那是狂放的西部人性格中“美国式欢乐”的爆发，他只是为了寻开心而偷别人的车。然而，我的那些纽约朋友们却总是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诅咒社会的腐朽，并给它找出书卷气十足的政治或心理学上的原因。狄恩只是切切实实地在社会中拼搏，为了爱和面包而奋斗。“你可以找到丁香花一样美丽的姑娘，孩子，并且只要你饿了，听我说，孩子，你饿了，你饿极了是吗？那么赶快去吃！”于是我们都去美餐一顿，正如牧师所说：这是你应得的神圣的一份。旅途中我一定能遇到许多漂亮的姑娘，看到许多新鲜事儿；也许这次旅行将给我带来珍贵的财富。

    2

    1947年7月，我取出所存的50美元退伍金，打算去西海岸。我的朋友雷米·邦克尔从圣弗兰西斯科给我写信，让我去西海岸和他一起进行环球航行，他发誓可以带我去驾驶舱。我回信说无论什么船我都满意，不过在这之前我得进行几次“特殊的”旅行挣些钱，以便我能在离开姨妈之前把那本小说写完。他说他在米尔城有一间空屋可以完全供我使用，在那里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办完那些繁琐的旅行手续。他同一个叫丽·安的姑娘住在一起，他告诉我她做得一手好菜，并且干任何事都很出色。雷米是我上学以前就认识的一个老朋友，后来一个法国人把他带到巴黎去了。这家伙真是个疯子——我不知道现在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希望我能在十天之内赶到。我姨妈对我去西部旅行十分赞同，她说这对我有好处。那个春天我工作得很努力，并且一直呆在家里，甚至当我告诉她我要一路上搭便车去的时候，她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还能完完整整地回来。一天早晨，我将完成了一半的手稿在桌子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