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看到那个干瘪老头正站在路灯下，伸着大拇指，做出要搭车的手势——可怜的、被遗弃的老头，迷途的羔羊，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幽灵。我对司机说了这个老家伙的故事，他把车停下，告诉那位老人：

    “听着，伙计，你应当往东走，不是往西。”

    “啊？”老魔鬼问道，“不要给我指路。我已经在这儿走了几十年了，我知道。我是去加拿狄。”

    “但这并不是去加拿大的路，这是到芝加哥和匹兹堡的路，”老头对我们满肚恼火，走开了。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那只白色的背包消失在阿利根尼忧郁的夜色之中。

    我本来以为美国的野性只表现在西部，然而当我遇到这个沙士魁纳河畔的幽灵时，我的看法改变了。不，东部也充满野性。这就是本·弗兰克林在牛车时代所看到的野性，这就是乔治·华盛顿当印第安斗士时所表现出的野性，这也是丹尼尔·布纳的小说中所措写的那种野性，当布莱德福德筑成了公路的时候，大伙们在小木屋里欢呼着把他抛向天空。

    那天晚上我在哈里斯堡火车站的长凳上睡了一觉。清晨，车站的主人把我赶了出来。当你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时，当你还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时，难道你不是对一切都抱着肯定的态度吗？然而当你独自面对人生时，当你发现你自己原来是那样可怜、悲惨、穷困潦倒、赤身裸体、无依无靠，面容枯槁、形如魔鬼时，你就只能面对这梦魔般的人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车站，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我眼前只有如同坟墓一般苍白的早晨。我几乎要饿得昏死过去，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几个月前在内布拉斯加的希尔顿买的几片感冒药了，我舔着它们外面的糖衣。我不知道怎样去乞讨，几乎连走到城外的气力都没有了。我知道如果再在哈里斯堡过夜，我会被抓起来的。我诅咒这个城市。带我搭车的那个瘦子告诉我有节制的饥饿对健康的好处。当车子向东部疾驶时，我告诉他我快要饿死了，他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对你大有益处。我自己也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这样能活150岁。”他瘦得皮包骨头，象一截木棒，象一个玩偶，又象个疯子。如果我搭的是一个肥胖的大富翁的车子，那该多好啊！他一定会对我说：“我们开车去找个餐馆，先吃些火腿和大豆再走吧。”真倒霉，我碰上的却是这么一个疯子，他竟然相信饥饿疗法！车开了100多公里之后，他才宽厚地从车后面拿来了一些奶油面包和三明治。他是一个管道装置公司的推销员，经常去宾夕法尼亚一带推销产品。我狼吞虎咽起来。突然我笑了，只有我一人坐在车上等他，他去亚林镇打电话了。上帝啊，我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竭。但这个疯子快要把我带到纽约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时代广场。我周游了整个美国，行程八千哩，现在又回到了时代广场，这时正好是交通高峰期，我用单纯、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喧嚣疯狂的纽约。数百万人毫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象一场噩梦——掠夺、攫取、失去、叹息、死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长岛外面的那些城市里为自己争得一块墓地。我站在地铁的人口处，想壮壮胆子去捡一个烟蒂，但每次刚弯下腰，就被拥挤的人流冲开了，烟蒂已被黑压压的人群湮没碾碎。我没钱乘车回家，帕特森离时代广场还有好几英里路，你想想难道我还有力气步行回家，穿过林肯隧道，或者走过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吗？现在已是黄昏。哈索尔在哪儿？我在广场上寻找着哈索尔，他不在这里，他在瑞克岛。狄恩在哪儿？我的那些朋友们都在哪儿？我的生活在哪儿？我有家可归，我应当躺在温暖的床上好好地反省一下这次旅行的得失。我只能去乞讨几个子儿来乘车了，最后我看准了站在墙角处的一个希腊神父，他给了我两角五分钱，便神色紧张地赶紧躲开了。我随即冲上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