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

    比如星星在变大，我问：“大了多少?”这是为了把预测引导向数字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讨便宜的。

    那时数字还只有两个：e和pi，他目测后概算了一下，回答说：“增加了e，增加到ti。”

    好狡猾!所有人都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明白：“我们打赌，到一定点它就停下来了。”

    “赌吧。那么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只能硬顶住，就来了一句：“pi。”老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那时起，我们就以e和pi为基础打赌。

    “pi。”他看着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喊道，可是应该是e。

    我们打赌明摆着是为了开心，因为要挣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收效的。在元素开始形成之时，我们对最稀有元素的原子进行估价，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我看到最稀有的元素是锝，就拿锝来赌，指望能赢他，能有进款：积累锝的资本。可我没有料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都变成了射线，因此又得从零开始。

    我当然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我却能因此获益：我可以提出更冒险的赌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铋的同位素!”我看到在一个超级新星的慢火加热中劈劈啪啪爆发出来的新元素，就赶紧说，“我们打赌吧!”

    其实，这是一个好好的钸原子!

    在这种情况下，(K)yK拿出讥讽的架子，好像他胜利在握，其实这不过是我走的一步险棋，让他先得一个便宜罢了。实际上，越往前发展，我越理解了内在机制，对于每个新现象，在经过起初的吃力阶段后，我都能使我的预料是深思熟虑的，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与另一个星系之间相距上百万光年，既不更多，也不更少，这点我比他掌握得早，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我都变得过分容易，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从已经掌握的数据出发，试着在头脑中推论出其他数据，再从其他数据出发，直到提出表面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数据毫无关系的可能。我直接提出结论，不谈推理过程。

    比如，我们正就银河系螺旋运行的弧度进行预测，我却突然说：“你听着，(K)yK，依你看，亚述人会侵略美索布达米亚吗?”

    他呆住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急速地运算了一下，向他报了个日期，当然既五年也无世纪，因为那时的时间计量单位还没有达到那种类型的规模，所以要讲一个准确的时间就得求助于一个复杂到写满整个黑板的公式。

    “你怎么知道的?”

    “很快。(K)yK，他们侵略吗?我认为会的，你说呢?行了，别拖拖拉拉不表态呀!”

    我们还是在无边无际的空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氢原子围绕着最初的星系旋转。我需要极其复杂的推论才能预料出布满人马、弓箭和军号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但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好做，这也办得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头子总是说“不”，倒不是他以为亚述人不会出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当时还没有亚述国和美索布达米亚，没有地球，也没有人类。

    当然，这些是属于远期预料的打赌，不像有些事情能很快就知道结局。“你看，那边的太阳的圆周是椭圆形的?很快又要形成新的星球了，你说，一颗星球离另一星球的运行轨道有多远?”

    我刚开口，想说在八亿到九亿之间，不，在六亿到七亿年之间，星球们就已经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起来，不更窄，也不更宽。

    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对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打过的赌都能在头脑中记忆犹新地保持几十亿年，而且还记得期限最短的赌题和数字(那时整个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使得事情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