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那

    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我停止作业，让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开她紧握的手指，给她喝热咖啡，随后告诉她不要紧，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来不及了，错了重来也耽误不了什么，即使耽误了也并非世界就此终止。她眼神怅怅的，但还是默默点了下头。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沉静下来。

    “对不起。”她低声道。

    午饭时间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做工的场所是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仓库，仓库旁边淌着一条脏兮兮的河。工作简单、乏味、忙碌。我接过账单，按上面的册数把书运到仓库门口，她给书打捆并核对底账，就是这样的活儿。加之仓库连个暖气设备影儿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冻死，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劳作。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机场打临时工怕也不过如此。

    午休时，我们去外面吃热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过一个小时。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不过在她那次精神危机过后，我们开始一点点谈起自己。虽然她说得断断续续，但稍过些时候还是弄清了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在横滨从事小规模进口贸易，进口的大半是香港来的准备大减价时抛售的廉价衣服。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她在东京都内一所私立女大读书，将来希望当翻译。住处是在驹达一座公寓，同哥哥住在一起，或者借用她的说法——硬钻进去的，因为她同父亲合不来。对于她，我所了解的事实大致就是这些。

    三月里的两个星期，就这样连同不时飘零的夹雪冷雨过去了。工作最后结束那天傍晚，在财务科领罢酬金，我略一踌躇，邀请了这个中国女孩去新宿一家以前去过几次的舞厅跳迪斯科。不是想引诱她，我没有那样想。我有个自高中时代便开始交往的女朋友，但坦率地说，我们之间已不似以前那样融洽了。她在神户，我在东京，一年见面两个月，至多三个月。我们都还年轻，相互的理解并未充分到足以克服距离和时间空白的地步。同女朋友的关系往后应如何展开，我也心中无数。在东京我完全孑然一身，没有像样的朋友，大学里的课又枯燥无味。老实说，我很想多少发泄一下，约女孩去跳舞，喝酒，和她好好聊聊快活快活，别无他求。我才十九，不管怎么说，正值最想受用人生的年龄。

    她歪头沉思了五秒，“我还没跳过舞。”她说。

    “简单得很！”我想，“也谈不上是跳舞，随着音乐扭动身体就成。是人就会。”

    我们先进餐馆喝啤酒，吃比萨饼。工作到此结束，再无须去阴森森的仓库搬书，这使得我们身心十分舒畅。我比平时多讲了好些笑话，她比平时多见了好些笑容。吃完，我们去跳了两个小时迪斯科。舞厅充满令人惬意的温煦，荡漾着汗味儿和谁烧的卫生巾味儿。迪斯科舞曲似乎是菲律宾乐队模仿桑塔那的。出汗后我们便坐下喝啤酒，汗消了又上去跳。不时有彩色闪光灯一闪，彩灯下的她看上去同在仓库时判若两人。跳熟以后，她现出乐陶陶的样子。

    一直跳到筋疲力尽我们才走出舞厅。三月的夜风尽管仍带寒意，但已可以感觉出春天的气息了。身体还很暖和，我们把大衣拿在手上，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行走。窥一眼娱乐中心，喝一杯啤酒，便又开始走。春假还有整整一半剩着没动，更何况我们年方十九。若下令开步走，径直走到多摩川（注：东京西部的河名。）边怕都不在话下。至今我仍能记起那个夜晚空气的感触。

    表针指在十点二十分时，她说差不多得回去了。“十一点前务必回去的。”她十分抱歉似的对我说。

    “还真挺严厉的。”我说。

    “嗯，哥哥很啰嗦